鹹豐這種“不必官與為仇，隻令民與為敵”的做法，既有順民心，恃民力，以垂萬世之基的民本思想，也有官力不足，不得已借助民力的苦衷。幻想用“明和暗剿”的方式來懲罰侵略者，以排泄他心頭的怨恨。他甚至一廂情願地以為，隻要用這種“官與紳民貌離而神合”的鬥爭策略，激勵沿海紳民，轟轟烈烈地聲討夷人背約攻城之罪，自己躲在幕後，就能將侵略者逐出中國，消弭《天津條約》於無形。
與此同時，《天津條約》像芒刺在背，使鹹豐一刻不得安寧。列強兵船剛一起錨，他便急命僧格林沁火速來京，麵授機宜，以布置海口設防。同時召回桂良等人，指示挽回條約的“內定辦法”。
在洋人的眼裏，年輕的鹹豐皇帝是一個頑固的專製君主。1858年7月13日，上海某家報紙寫道：
在驚慌失措之際，這個皇帝可能什麼都答應。但是，當壓力消散、艦隊離開的時候，他的“法老之心”一定又會故態複萌。那種中國人的狡詐一定會肆無忌憚地用在回避條約的義務方麵。
除了對中國人的惡意誹謗，洋人對鹹豐的認識基本上是準確的。這個血氣方剛的皇帝對“手槍抵在咽喉上”的城下之盟，非但沒有屈服，而且時刻準備推翻成議，伺機報複。
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又一個戰場。
根據《天津條約》，中外雙方約定在上海舉行改訂稅則和通商章程會議。鹹豐決意將這次商定稅則作為中外關係的一大轉折，所以在桂良、花沙納等人離京前詳細製定了一勞永逸之計。這個鹹豐自以為得計的內定方法，就是用外國來華貿易全部免稅來換取天津條約中的外使駐京、長江通商、內地遊曆和賠繳軍費後始退還廣東省城的四項條件，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公使駐京問題。鹹豐愚蠢地認為，洋人來華的目的就是要通商獲利，隻要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他們的欲望，洋人一定會感動馴服，所以他幻想用全免關稅的條件來換取以上四款。
但這隻是鹹豐皇帝的一廂情願。
在侵略者看來，清廷所要極力挽回的東西，也正是他們所要攫取的目標，美國公使伯駕說：“從遙遠的地方無法駕馭中國政府，隻有到了它的身邊，它就會變得馴服多了。”一語道破了天機，侵略者堅持公使駐京的目的，就是要直接控製清政府，以便隨時奪取更多的侵華權益。而英國則還有擴大在華影響，抵製沙俄勢力南下的目的，所以英國公使額爾金亦堅持索取，他說：“如果沒有公使駐京一項，《天津條約》是一文不值的。”
為了防止清政府毀約變卦，英人李泰國在天津談判時便指名要江蘇巡撫趙德轍和蘇鬆太道薛煥為上海會議的代表，以擺脫忠實執行鹹豐旨意的桂良等人，進一步擴大侵略成果。到上海後，英人未聞趙、薛二人奉有談判之權，便以“複行北上”來要挾清政府明令指派。同時蠻橫地要求清政府立刻撤銷奉旨攘夷的兩廣總督黃宗漢等人，否則，拒絕上海稅則談判。
這種以武力為後盾，明目張膽地指定談判對手，迫使清政府放棄“明和暗剿”的做法，使鹹豐十分惱怒，但更使鹹豐憤恨不已的是，桂良一行到上海後，還沒有與李泰國等人會晤，便放棄了鹹豐苦思冥想出來的“一勞永逸”之計，先是談判大臣之一的兩江總督何桂清向鹹豐解釋道：夷商與夷酋是兩回事，如果盡免其課稅，夷商固然樂從，但夷酋並不領情；而帶兵犯順，陷我城池者皆係夷酋所為，與夷商無關，應另籌轉圜之法。接著桂良、花沙納等又聯名奏報皇上：即使把課稅全免，不過夷商感恩，欲其罷棄全約，勢必不行。然而對商務稅則懵懂無知的鹹豐帝依然固執己見，嚴諭桂良，仍遵內定辦法，力圖補救，非把公使駐京、長江通商、內地遊曆、賠繳兵費始退還廣東省城四項廢除不可。
鹹豐為什麼寧可全免關稅也要取消這四項條款呢？其根本原因還是要維護清王朝的長治久安。以往隻有進貢的使臣才允許進入京師，叩見天顏，而今如果允準這些“化外群番”長駐京城，與真龍天子平起平坐，那不僅是“千古未有之奇聞”，而且會嚴重地損害皇帝的尊嚴和威信，影響清政府對人民的統治。“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禁止令行，四夷來王”的封建統治，是鹹豐和他的大臣們極力想恢複的世界秩序，而一旦允許洋人駐京，則祖宗的一統天下將立刻解體，肘腋之變會隨時禍及天朝。所以，不論是在談判過程中，還是簽約以後，“市井閑談，士大夫清議，無不以夷人駐京，為宗社安危所係，而惴惴不安。”再者，就是鹹豐非常害怕外人與內地的反清勢力，尤其是太平天國起義結合起來推翻他的統治，所以對長江通商和內地遊曆、傳教等項也是忌諱頗深。
但是，洋人的態度也是十分強硬，“條約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條約既定之說，萬不能動”。結果，在英、法兩國，也是在何桂清、薛煥等人的導演下，上海稅則會議形式上隻開了三天，即於鹹豐八年十一月八日和二十四日，桂良等人代表清政府分別與英、法、美三國簽訂了《通商稅則善後條約：海關稅則》。
鹹豐見桂良等人不僅沒有挽回上述四項條款，反而增添了許多新的不平等款項，氣憤已極，立時朱批道：“覽此折不覺憤懣，尤堪痛恨！汝輩此行，不但不能消弭，反不如原約。”並大罵何桂清：“此次辦理夷務，獨存成見，不準他人入手，殊屬膽大，是以視朕旨如弁髦，罪有浮於耆英者。”但何桂清卻安慰他的主子說：“天津所定條約，以為退兵之計，而欲罷其議，為一勞永逸之謀，斷非口舌能爭，亦非微利能動，必得用兵方可，而此時宜不動聲色，使之不疑，我則將天津海口水陸豫備齊全，候其來年赴北換約時，聚而殲之。”
鹹豐望著案頭上僧格林沁近日海口炮台工程告竣的奏報，何桂清的上述陳述不禁又使他怦然心動，一個“遲則有變，莫若先發製人”的殲敵方案，又在他的腦海中浮現了。
戰爭的陰魂又在凜冽的北風中遊蕩著，彙聚著……
鹹豐八年五月，《天津條約》簽訂之後，鹹豐帝一麵籌劃“一勞永逸”之計，派遣桂良等人南下進行改約活動，一麵命令僧格林沁會同直隸總督瑞麟，於天津海口一帶妥為布置。在鹹豐的督促和支持下，僧格林沁等人先在距天津30餘裏的雙港地方，擇要紮營10座，修建炮台13座。接著又興工修建大沽海口炮台，共安設銅製1.2萬斤重炮2位，1萬斤重炮6位，5000斤重炮2位，另安設洋鐵炮23位。鹹豐見數月之內，津沽海防已煥然一新，大沽與雙港“一為前敵門戶，一為後應藩籬”，布置已然周密，心頭稍稍寬慰，傳旨賞僧格林沁禦用袍褂各一件，即交其子伯彥訥謨祜送往天津，以示嘉獎。同時把大沽炮台原設陸路弁兵1600名擴充為3000名，加強海口防禦力量。
清政府在津沽一帶大張旗鼓地設防一事，英、法兩國早已探知，所以英國政府在給來華換約的新任駐華公使普魯斯的訓令中，就明確指示北上換約時一定要隨帶“足夠的海軍兵力”。同時，法國公使葛羅也主張武力換約，他稱“中國皇帝是在槍炮威脅下接受這些條件的，其中有些對於他本人和他的龐大帝國，都是屈辱的，致命的，這些條件，隻有在暴力下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