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時期北京地區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繁榮發展，使北京作為首都具有很強的經濟實力。加之北京是南北交通中心，也是中原農業經濟和北方草原經濟的接合部，經常直接承擔南北貿易和物資交流的重任。這就使得北京雖然不如南方經濟發達，但卻具有十分重要的經濟地位。由交通中心躍為經濟貿易中心，北京地區的經濟潛力發揮出來了，遷都北京具有了經濟保證。
明初民族矛盾是遷都北京的急迫原因。北京成為遼、金、元首都是各民族大融合發展的結果。自三國時期起，我國北方便進入了民族融合時期。北京地處漢族與少數民族交界處，民族融合的結果就更明顯。在漢族強大時，民族融合以漢族統治，同化少數民族為主；在少數民族強大時，少數民族建都北京，與漢族相抗衡、繼而統治漢族便是象征。漢族在經曆了蒙古族的高壓統治後奪回政權，將蒙古王朝趕出北京，建立明朝。但蒙古族並未滅亡，他們仍然很強大，不甘心失去昔日的勢力，在元順帝的指揮下，經常南下騷擾。明初邊境未靖，政權便不穩。為打敗蒙古殘餘勢力，維護邊境的穩定和統一，朱元璋曾先後派徐達等率兵征戰，雖然取得了勝利，設立了大寧衛、開平衛和東勝衛，但尚未徹底解決問題。蒙古族利用它們的遊牧優勢和熟悉地理環境的特點，與明朝軍隊展開遊擊戰，機動戰。明軍無奈，隻得固守北平城和周圍衛所，選擇時機出戰。明廷將主要兵力部署在以北京為中心的長城一線，政治中心在應天，而軍事中心在北京，中央的軍事方略有時不符合當時的軍事形勢，貽誤戰機之事也就不可避免。洪武帝當政的幾十年中，疲於應付北方的戰事，常有力不從心之感。永樂帝繼位後，蒙古族的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部，經常攻擊明朝邊地。永樂帝七次親征蒙古，並於最後一次出征回師途中病死榆木川（今內蒙古烏珠穆沁東南）。永樂帝在明初受封燕王，住在北京，對於當時和後來來自北方的威脅十分清楚，一次次親征的經曆使他意識到遷都北京，全力抵禦外患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非如此便不能保證江山穩定，遷就退縮隻能養癰遺患，為害無窮，重蹈兩宋悲劇的覆轍。民族矛盾的嚴峻促使永樂帝遷都北京。
民族融合使北京成為都城，民族矛盾衝突又圍繞著北京展開，使得北京再一次成為民族關係的焦點。民族關係是永樂帝遷都的重要原因。中國曆史上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衝突一直未斷。漢族政府為征服少數民族，往往將都城設置到民族衝突的前哨，隨時采取武力出擊或政治和解的對策，調整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達到減少威脅和征服少數民族、鞏固漢族統治的目的。漢對於匈奴、唐對於突厥就是采取設都城於西安的策略，憑借關中天險，與匈奴、突厥作戰。都城在這裏成為國家安全的屏障。永樂帝遷都北京，就是要利用北京直接麵對蒙古族，距離近，可隨時出擊的便利條件，來征服蒙古族。北京地區的交通條件和地理優勢加強了永樂帝遷都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