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江青找到已經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定為接班人的林彪，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此時剛剛得勢，躊躇滿誌，氣焰正盛，對江青卻不敢慢怠。兩人不謀而合，意見完全一致。於是，林、江共同合謀，改變了預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名字排到了鄧小平的前邊。這樣，名單的排列順序變成了：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但江青對這個名單仍然很不滿意，說：“‘老夫子’（指陳伯達）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
於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成為：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這個名單。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了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回到毛家灣住地後，掩飾不住得意的心情，對工作人員說：“這次全會，我由原來的小六變成了老二”）。在這次全會上，並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中央副主席職務，以後不再提及，林彪成為惟一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特意寫道：“全會認為：林彪同誌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同誌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中，對林彪作出這樣高度的評價，確實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會議期間，8月10日下午7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親切接見前來慶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公開發表的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並對他們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的這句最高指示，迅速傳遍了全國城鄉。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2日結束。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標誌著中共中央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的結束。從此，毛澤東正式由原來的退居第二線返回了第一線，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劉少奇、鄧小平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處於“靠邊站”的境地。
若幹年後，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上述兩次會議的性質作了公正的評判。《決議》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同誌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
這是曆史的結論。
“中國第二號走資派”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首都百萬群眾於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第一次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紅衛兵、青年學生和學校教師。在接見中，一位紅衛兵代表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以後，毛澤東又連續七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等，總數達1100萬人。
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紅衛兵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全國到處“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鼓吹“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層層揪鬥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亂了地方各級黨委。
8月18日，新華社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的大字標題，報道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出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的實況。在這個報道中，第一次正式公布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改組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林彪由原來的第六位迅速崛起、躍升至第二位的接班人位置和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內部地位已經下降的驚人變動，引起了全中國、全世界的廣泛注意。世界各國的新聞媒介紛紛對此予以報道、評論和猜測，弄不清中國高層究竟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紅旗》雜誌發表了中央文革幾個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提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口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是掌握在中央文革手中的兩個重要輿論工具，每發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說成是“代表了黨中央的聲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偉大戰略部署”，成為極不正常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國起著重要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左右輿論、左右局勢的作用。中央文革的令旗一舉，刹那時間，“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聲音立即傳遍了全國城鄉。
但是，究竟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雖然“文化大革命”中發動全國幾億老百姓對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之外，沒有幾個人能夠說得上來。原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到各單位領導運動這件事。派工作組領導運動，既有中共過去領導運動的慣例，又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集體研究，以後劉少奇、鄧小平又專程飛到杭州向毛澤東當麵彙報和請示，毛澤東當時既沒有支持派工作組，也沒有反對派工作組。於是，在中央的會議上一致決定派工作組。這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法問題。現在，“中央文革”在《紅旗》雜誌社論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組上升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綱上線，進行批判，其圖謀顯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更集中的指向主持派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掀起更大的波瀾。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由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級領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表現為“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為了進一步排除這些主要來自高級領導幹部中的對運動的“阻力”，中央決定將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負責人召集起來，舉行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講了話，按照他講話中的設想：“這次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讚揚“文化大革命”，鼓吹“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謬論，為煽動“造反”、揪鬥領導幹部製造根據。林彪還公開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