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林彪這篇寫於1966年12月1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為之捉刀的。內中“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30字方針”，是張春橋幫助林彪“總結”的（在林彪被打倒後，這‘30字方針’不準批判，當時許多人莫名其妙——因為不知是張春橋搞的）。
“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三個副詞，自《再版前言》問世之後，幾乎成了毛澤東“專用”的了。幾乎所有的社論、文章，一提到毛澤東，便要用這三個副詞。如前所述，由陳伯達、姚文元執筆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多處用“天才地”這一副詞，此文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以為“可用”。
可是，後來情況變化了。誠如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所說：“在過去幾年中，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應當降溫了。”斯諾寫道：“今天，情況不同了。主席說，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以及新黨章中那三個副詞，隻剩下“繼承、捍衛和發展”三個動詞。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參與起草，深知毛澤東這一變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陳伯達當然也知道這一“政治行情”。那“四個偉大”，那三個副詞，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記。毛澤東說“四個偉大”討嫌，三個副詞討嫌，實際上是說林彪討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講話中，一再稱頌毛澤東為天才。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說過：
“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恩格斯說，18世紀的天才是黑格爾、聖西門，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他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寧也承認天才，他說要有十幾個天才的領袖，才能領導俄國取得革命勝利。毛主席是天才……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誌。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陳伯達也論述過天才問題。那是1952年7月18日，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發表講話。他的話，比林彪要嚴謹一些：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法文譯本的序文上說：‘在科學上麵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隻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馬克思是曆史上極其傑出的天才，但他在科學工作上是辛苦的過來人。任何人如果沒有辛苦的、長期的研究，決不會有大的成就。馬克思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列寧、斯大林是如此。在中國，毛主席也是如此。大家都要學一學馬克思，我想我們的科學工作者不妨先了解一點馬克思是怎樣搞科學工作的。要找這些材料，大家不妨看看拉發格（引者注：又譯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前文曾提及陳伯達要自殺時查過了列寧關於拉法格的文章）和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回憶錄》，在這兩篇回憶錄裏麵，我們就能夠懂得‘天才就是勤奮’的道理。天才不是從天上來的，而是從地上來的。為什麼能夠成為天才呢？就是因為他站在一個非常可靠的踏實的地麵的基礎上。”（引自人民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陳伯達著《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第15頁。）
關於什麼是天才，有沒有天才，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澤東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討論的。天才無非是比普通人聰明些，智商高些。毛澤東確實比普通的中國人要聰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問題的關鍵，誠如毛澤東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寫給江青的信中所一語道破的：“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於是，在修改憲法時，為了那麼一個副詞——“天才地”，引起懷仁堂內一番論戰。這論戰絕非關於天才的“學術講座”，卻是一場借此而爆發的政治格鬥！
國家主席之爭
在修改憲法時，關於要不要寫上國家主席的條文，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之間，又爆發了一場論戰。
1954年9月，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二章“國家機構”的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於國家主席有著詳盡的條文。茲照1954年第十期《新華月報》所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原文，轉錄於下：
第二章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三十五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可以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四年。
第四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秘書長，任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委員，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布大赦令和特赦令，發布戒嚴令，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