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鄧小平也談不上淵源。1949年二野進軍西南，路經武漢時我們才第一次見麵。八大後，他擔任總書記，接觸才多起來。我跟他就是工作關係，談不上多少私交。我佩服他也是真的，那是工作上產生的觀感。1954年我在黨代會上就講過：如果黨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小平為師。我講這話代表們都是聽到了的，現在他落了難，我就翻臉朝他開炮？我做不出哪！當年那些代表們知道了又會怎麼想？
那次政治局生活會我一直沒吱聲。
幸虧還有周總理。全開炮了，總理沒開炮。
林副主席批判發言時候，我最坐不住。他是我的老領導，老上級，打國民黨立了大功；他信任我，我也尊敬他。他發言那麼激烈，我就想，莫非我錯了？可我也是革命了幾十年，這樣搞法明顯不對麼。劉鄧就算再嚴重，也隻是講到路線鬥爭，是黨內矛盾，不是敵我矛盾麼，怎麼能那樣搞？那麼搞我們是有教訓的喲……
陶鑄在落難時的這種傾訴，無疑表明了他的真實性情。他所說的教訓，或許可以從秘書丁勵鬆的一段回憶中得到答案：
毛主席曾經指示：將軍下連當兵，省的領導要兼大學教授和縣級領導。所以，陶鑄一度兼任中山縣縣委書記，我兼縣辦主任。在中山縣，他集中解決一些體製問題。他對大隊辦食堂提出懷疑，但是沒有徹底否定。那時說大食堂是社會主義的一塊陣地（後來他在廣東還是率先放棄了這塊“陣地”，是在中央下指示之前，這也是非有些膽量不可的）。他在中山縣看出不少問題，1959年去廬山開會，他的看法和彭德懷類似。會議前期，他講了許多和彭德懷類似的話，後來風向一轉，他給毛主席寫了封信。他起草，我幫助斟酌文字和抄寫，信首寫明：周總理並報主席。他在信中表明心跡：“我對黨中央、毛主席無任何二心，堅決保持一致……”廬山會議後沒有整到他。
那時，絕大多數老幹部，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都得到了這樣一條經驗：跟著毛主席就是正確，就是勝利。
陶鑄也不例外。
可是，實踐證明，廬山會議毛澤東確實有錯誤，並且毛澤東本人也承認了。
1965年10月，毛澤東在彭德懷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分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曆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頭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
不難聯想，陶鑄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不向劉、鄧開炮，以後又堅持保劉、鄧，各種原因中，廬山會議的經驗肯定也是起了作用。
當然，陶鑄向曾誌傾訴心聲時，不曾明確講到廬山會議的經驗。他講得多的是：“總理不打炮，我就有伴兒，有依靠。我就好堅持住。”
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2日結束，發表了公報。陶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被任命為中央文革顧問。
當時陶鑄的心情實在難以名狀。
他不曾向劉、鄧開炮，在黨內的位置仍然獲得躍升。這說明他在政治局生活會上的態度是對的，至少不能說錯誤吧？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8）
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中，陶鑄開始排在較後麵。名單交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認真看一遍，抓起粗大的紅藍鉛筆，用紅筆將“陶鑄”勾到“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
於是，陶鑄便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這說明，陶鑄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堅持不開炮，雖然屬於不積極響應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號召，但他所表現出的品德和勇氣，還是受到了毛澤東的承認和讚賞。
為此，陶鑄又激動，又感激，又不安。
他求見毛澤東，懷著複雜的心情說：“主席，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該把我放到富春同誌後麵。”
毛澤東用親切而又透徹的目光望定陶鑄，微微一笑：“就是因為新上來的嗎？”
陶鑄微微低下頭，懇切地建議：“把陳伯達同誌調到第四位比較合適。他長期在您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
陶鑄講的是真心話，盡管他與陳伯達有芥蒂。無論是派工作組問題還是炮打司令部，看來都是陳伯達站對了。
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將大手由裏向外輕輕一揮：“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裏我找他談談。”
陶鑄抬起眼簾望著主席，眼睛突然一紅，潮濕了。
他動了感情，他是個喜歡動感情的人。
毛澤東卻微微皺了一下眉。毛澤東也是一個喜歡動感情的人，但是在嚴肅的政治問題上，他不喜歡摻入私人感情。也就是說，毛澤東不喜歡在政治上帶有人情味。
這樣講也許不準確，不全麵。不過，胡耀邦1988年2月在小範圍裏有個講話，其中一段話似乎也有這種意思。
胡耀邦這段話的意思是，與林彪、陳伯達、康生相比，毛澤東對陶鑄隻是不很喜歡，有個“很”。原因是“但是還有一股人情味”。至於林、陳、康，那就談不上“很”，隻是一個不喜歡。
胡耀邦講話還是有一定權威的。這倒不光是因為他在粉碎“四人幫”後，出任中組部部長，掌握情況全麵、細致、準確，而且與他的閱曆有關。
在延安，陶鑄任軍委秘書長兼政治宣傳部長時，胡耀邦任組織部長，住在一起，很談得來，是感情融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