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29日，他卻成了“68164”——
中國秦城監獄的一名特等囚犯。
早上7點聽哨音起床，晚上9點聽哨音睡覺，平時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供三次開水，每次一杯。
每月洗澡一次，每次半小時，無論冬夏皆如此。
每天放風一次，每次一小時，或者是上午10點，或者是下午4點。放風地點設在牢房外的一塊地坪上，一道長牆將地坪一隔兩半，牆兩側隔成小格，活像兩溜豬圈。看守站在高高的中牆上監視，可將兩邊格子裏的情形一覽無餘。犯人一個一個單獨地放出來，一個人一格，隔著高高的隔牆，誰也看不見別人。這樣，同時關押在一個樓房的人，多少年來也照不上麵，可謂“咳嗽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囚衣、囚室、囚規……就這樣，他過起了正兒八經的囚犯生涯。
牢中歲月相對於外麵所經曆的狂潮中的日子似乎“平靜”些。高牆既是囚籠，從某種意義說，也是一道“隔離層”——在高牆內，可以免受“群眾專政”的觸及，不用參加批鬥會接受“紅衛兵審判”。
寫到這裏，筆者不禁想起看到過的一份1980年審問陳伯達的法庭記錄：審判員問陳伯達：“你下達書麵指示，要把身為副總理的陸定一交紅衛兵審判，這是嚴重違反憲法和破壞社會主義法製的，你當時知道不知道？”
答：“當時沒想到。”
問：“這不僅會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會有生命的危險，這一點你知道不知道？”
答：“這些問題我都沒有想到，但是當時呢，我是在發瘋的時刻。”
“發瘋的時刻”，這句話倒一點不假，它不僅道出了陳伯達當時的心態，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的寫照：發瘋的“群眾運動”，發瘋的“紅衛後審判”，“文革”就是一場“發瘋的運動”。
許多年後，當筆者采訪陸定一老人，對這場“發瘋的運動”有著切身體驗的他談到這裏時，對筆者說：“關進牢裏比接受‘群眾專政’‘紅衛兵審判’要好些，牢裏多少還有個規矩。不然，‘群眾專政’‘紅衛兵審判’無法無天，會被整死的，多少人就這樣被整死了呀！我沒有死，算幸運。”
這是老人經受了那些不堪忍受的摧殘、折磨和淩辱後的“經驗之談”。
坐牢倒算為一種“幸事”——怎樣一個荒誕、殘暴、恐怖的年代！
手銬戴了整整60天
說監獄裏較為“平靜”隻是相對而言。監獄裏同樣有殘酷的迫害，同樣有法西斯。因為在這時這座監獄是專為林彪、“四人幫”這群迫害狂服務的，主要指揮者是康生、陳伯達，直接肆虐者是謝富治。在魔鬼當道的時候，秦城，就是一座人間地獄。多少人在這裏被他們折磨致病、致殘、致瘋，甚至致死！
陸定一進了監獄，而審訊他的專案組卻一直沒有撤銷，審訊也仍在繼續進行。他常常被提審，甚至在夜裏也冷不防被傳訊，仍然是逼供信的那一套。提審後由專案組出題目，要他回牢房寫出交待材料。關於此類交待材料、檢查、認罪書寫個沒完，記不清寫了多少。後來這些材料找出來，寫下的紙壘起來竟有幾尺厚。
牢獄生活，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過去了……這牢要坐到什麼時候呢？最令人氣憤的是，把他送進秦城，並沒有說明他究竟犯了什麼具體的罪，要服多少年刑。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漫無限期地坐下去麼？
一日，在走向放風圈的路上，他遠遠看見前方路上，有一團墨黑的東西。走得前去，一看，是一隻蟬，一隻飯缽大的蟬。這樣巨大的蟬，他還從未見過哩。
蟬卻背朝地、肚朝天地躺著——啊，它死了！
這是冬天的季節，陣陣西北風揚著塵沙呼嘯著刮過長空，空氣中有著砭人肌膚的寒意。他輕輕地將蟬的身體翻過來。臥伏式的蟬，雖然沒有生命，卻倏然恢複出它那堂堂雄姿：光滑、漆亮的胴體，黑寶石般鼓凸的目珠，抓紮著地麵的堅硬如鐵的節足，都透著一種威武的神韻。那平展地緊貼背部的透明雙翼，在風中微微顫動，仿佛是振翅欲飛。
蟬是真正的歌手，這不僅在於它的歌聲高亢動聽，更可貴的是它不像其他會發聲的蟲豸，隻是藏在草叢、土隙、石縫等幽暗的角落裏躲躲閃閃、遮遮掩掩、層層懦懦地低吟淺唱，而蟬，總是選擇高樹亮枝，在熱烈的陽光下放喉高歌，直抒胸臆。
然而，等待蟬的命運卻是凜冽的寒流、霜雪和冰凍。冷酷的季節伸出肆虐的手，封閉它的歌喉、扼殺它的生命……
他在蟬的麵前默立，聯想到這場政治寒潮，那狂風淫雨摧殘中的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淒慘景象，一批又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打倒，權奸當道、妖孽橫行，黨和人民的命運會怎樣？中國向何處去……他的心充滿了憂慮，一顆心變得萬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