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規定的學習辦法是，對很厚的一本哲學書，從頭至尾一章一章地一段一段地讀，每個星期必須讀到哪一章哪一段。到學習小組討論會上，每個人都必須如實報告是否精讀了規定的章節，誰也不能（包括他自己）借口工作忙沒有讀完規定的章節。這是學習的紀律。然後開始討論，各抒己見。在學習小組學習哲學結束後，按照學哲學的辦法，繼續學習《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毛主席著的《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戰爭與戰略問題》等。這個學習小組一直堅持了五年。在繁忙的工作條件下，堅持不懈，既展現出陳雲的學習精神，也顯示了他的堅強毅力。
陳雲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的出色工作，招致了黨內一位以理論家、筆杆子自居的康生的關注。其間發生的幾樁事件，雖未導致正麵交鋒，但暗中的較勁已是公開的秘密。“文革”才開始，陳雲就被江青、康生集團擠得靠邊站，就與那段時間的恩怨思想有牽連。當時在陳雲身邊工作的王鶴壽曾多次回憶此事。黨中央紮根在陝北後，為了壯大抗日力量，擴大解放區，在陝北延安建立了吸引和訓練成千上萬青年的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女子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青年訓練班以及訓練黨員幹部的中央黨校、馬列學院。當時領導黨校工作的是康生，負責黨校幹部工作的是曹軼歐。中組部介紹到黨校的同誌，有些卻被退回，退回的理由，大都是該黨員家庭出身不好，或該黨員本人的社會關係複雜。這種情形報告給陳雲後，他指示王鶴壽找曹軼歐提出批評，指出：是不是好黨員，決定於該黨員本身，家庭關係絕不能作為黨員合不合格的條件，我們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幹部的家庭關係也是複雜的，能因此就否定他們的黨性品德嗎？白區黨內的黨員，在舊社會複雜的環境下工作和生活，能夠認為他們接觸一些複雜的社會關係，就否定他們的黨性品德嗎？陳雲叫王鶴壽向曹軼歐講：“你曹軼歐的家庭關係也不簡單，你在上海大學讀書時，社會關係也複雜，你能否定自己嗎？而且經過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研究，決定介紹入中央黨校學習，你們不接收，是黨內不正常的現象，你們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根據陳雲的指示，王鶴壽與曹軼歐和黨校黨委其他幾位負責人，嚴肅地進行了一次談話，這才打掉了康生在中央黨校培訓黨員幹部工作領域裏“左”的幹擾。
又一樁，康生是黨內的社會部長，他經常向中央組織部要些幹部到他那一部門工作，組織部了解他們需要的幹部條件，所以介紹去的黨員幹部都是經過多方麵調查研究，認為是政治思想比較好，有些社會經驗和能力比較強的幹部。但是每每是介紹去七八位同誌，常常要退回三四位，理由也是家庭關係複雜、社會關係複雜等等。被退回的幹部當然受到很大刺激。但這些同誌確是黨內的優秀黨員，後來的事實證明，大都逐漸成長為黨內的各級領導幹部。王鶴壽把這種情況報告陳雲後，他認為這是黨內“左”的思想在組織工作、幹部工作問題上的表現和危害。他進一步說：“現在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幹部，包括在你幹部科工作的幹部，不是也有家庭和個人社會關係複雜的嗎？你看他們的政治思想、觀點和工作態度、個人作風，不是都很好嗎？在選擇提拔幹部問題上，采取‘左’的關門主義，嚴重損害黨的事業發展。你去社會部和副部長李克農同誌商談一次，把中央組織部向他們推選幹部的情形以及他們退回的情形說明，並可提出這樣的建議：如果你們對一些優秀的黨員幹部，不從他本人的政治思想和立場考慮，隻要家庭或社會關係複雜就不接受，那麼中央組織部今後就隻介紹一些農村幹部給你們，他們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都簡單，但是他們的文化水平可能低一些，社會經驗也差一些，不一定適合社會部的工作。我想李克農同誌是不會有那種極左的觀點的。”王鶴壽根據陳雲同誌的指示，與李克農談過後，他明確表示完全同意陳雲的觀點，不同意那種極左的思想和作風，同時表示他負責糾正他們那裏在這方麵的思想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