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如此。在“大躍進”中，周恩來和陳雲等人，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個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一套套瞎指揮盲幹的做法，卻不便反對，隻能讓自己的思想盡力去適應，去“跟上形勢”。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第一篇《關於農業發展的四十條綱要修正草案》的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提出：“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麵的工作在十二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是中共中央通過報紙正式發出“大躍進”的號召，也是第一次以號召形式使用“躍進”一詞。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們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的社論，首次提出國民經濟“全麵大躍進”的口號，說“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麵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
“大躍進”運動的一個主要特征是追求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製造高指標的工具，是所謂計劃兩本賬的方法。
南寧會議製訂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提出了一項用於拔高指標的工具，這就是所謂生產計劃搞兩本賬和三本賬的規定：“生產計劃三本賬。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
兩本賬或三本賬的觀念為計劃的層層加碼打開了一個重要的缺口。中央帶頭搞兩本賬，各級就都搞自己的兩本賬，下到基層，同一個指標就有六七本賬了。不管工業也好，農業也好，其他行業也好，“大躍進”中的各種高指標，大都是通過編兩本賬的方法，層層拔高的。
在這種節節拔高生產指標的過程中，陳雲的處境很微妙。
陳雲主張製定計劃要搞綜合平衡，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從建國以來他就領導經濟工作，這兩年又親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廠礦。國家有多大家底，他心裏已經有了一本賬。
陳雲也希望我們能有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1957年12月，他在休養期間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國家在“一五”計劃後增加了工業實力，有了一些建設經驗，“二五”計劃中可以發展得更快。
從1958年初結束休養、恢複工作後，陳雲參加了中央和國務院、人大討論經濟建設的一係列會議。但是在指標層層拔高的氣氛中，他卻不得不頻頻為反冒進的“錯誤”做檢討，很少對指標說話。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大批一通反冒進以後，提出了一大堆宏偉藍圖。
在反冒進和“大躍進”中表現積極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5月13日在會上發言，描述了文教衛生大躍進的一幅浪漫前景：
——以多快好省的方針進行文化革命，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內，我國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個專區，每個縣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在廣大鄉村中也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人人知書識理，個個都有比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大家都能夠讀《資本論》，都懂得高等數學，什麼天文學、地質學、農業學、機械學、化學、物理學、電子學等等，都會變為普通人的常識。
——到那時，人們將過著極為文明、衛生的生活。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早已斷子絕孫。孩子們讀到書中關於這些東西的記載，就像談到希臘神話裏的怪物一樣神秘。人們在博物館裏看到這些東西的標本，正如現在人們看恐龍化石一樣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