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2月10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抓住嚴重脫離物資供需實際和破壞國民經濟整體平衡的指標，進行了盡可能的壓縮，其中基本建設投資由170多億元減到147億元。會後，計委依此決定修訂《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以上情況，就是後來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從積極意義上所講的把高指標壓下來的“2月促‘退’會議”。
這時，國家計委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第三次稿中的各項指標仍居高不下。稿中規定：到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將由1952年的827億元增長到5469億元，15年增長5.6倍，每年遞增13.4%。到1967年，糧食產量僅比《農業40條》的內定數有象征性下降，由1952年的3278億斤增長到9500億斤，15年共增長2.9倍，每年遞增7.4%。由於1953年到1955年糧食產量每年隻增長了3.9%，因此，隻有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遞增8.2%，才能實現9500億斤的指標。
3月25日，國務院下達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由於種種主客觀條件的製約，壓縮後的一些主要指標仍然很高。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物資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經濟建設急於求成、齊頭並進造成的嚴重後果已經嚴重地表現出來：“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造成了國民經濟相當緊張的局麵。”但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部門仍舊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設投資。
4月中旬以後，周恩來、陳雲等根據4月上旬以來國民經濟出現的相當緊張的局麵，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斷：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仍然是一個冒進的計劃，相應地規定了1956年、1957的和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自然也冒進了。這樣，能否從領導幹部思想上堅決清除急躁冒進情緒，確立一個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已成為關係到社會主義建設能否健康發展的大問題。
但是，這時黨內某些領導人的急躁冒進情緒仍然嚴重存在。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一筆大數額的基本建設投資。與會者除個別人外都表示不同意這樣做。周恩來懇切陳詞，直言勸阻。他說，我召開國務院會議研究過，如果還要追加建設投資，經濟秩序就要搞亂了，將會繼續加重物資供應的緊張程度，增加城市人口，還會帶來其他的一些困難。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仍堅持自己的意見。會後，周恩來又向毛澤東耐心說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理由。五一國際勞動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
5月11日，周恩來以“既不要右，又敢於抗大流”，“隻要摸（清）了實際情況，就要敢於抗大流”的無私無畏精神，在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8次會議上果斷地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再次解決訂得高的1956年國家預算問題交換了意見，並指導起草了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稿。稿中明確提出：“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
6月4日，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會議討論了這個報告稿。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介紹半年來經濟建設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出現的不平衡問題，提出了繼續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基本建設經費的意見。據此，黨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10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了4月中央會議有關決定。
李先念：“現在下馬比年底下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