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澤東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批評，引起文藝界強烈震動。在“清除文藝工作中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主旨下，文藝界拉開了整風的帷幕，其內容為重新學習毛澤東的《講話》，確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領導地位，改造所有文藝家的思想。胡風尊重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文藝觀，但他並不因此而輕視自己作為文藝思想的價值。他尤為擔心的是文藝界把特定環境下的《講話》奉為“圖騰”，造成“皂隸式的機械主義”，導致把現實主義的生機悶死的局麵。對此，胡風認為自己應當承擔起“曆史責任”。正在這時，曾給胡風帶來過很大麻煩的《論主觀》的作者舒蕪，站出來“反戈一擊”，使胡風陷入困難境地。
否定“舊我”的反戈一擊
1952年5月，舒蕪以從頭學習《講話》為題發表文章，徹底否定舊我，把過去十年的文藝實踐自貶為“渺小可憐的活動”，把《論主觀》的寫作歸結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厭倦”，是從“主觀對客觀的反作用”找到“理論依據”，把“主觀”當做“個性解放”的代名詞大做文章。舒蕪為了表示與胡風等人劃清了界限，在文中點名批評了介紹他與胡風認識的路翎，說路翎的作品“醜化”和“歪曲”了工人階級的“品質特征”，要求路翎和“其他幾個人”也像他這樣來一個“從頭學習”。6月8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此文，並加編者按認定確有一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在文藝創作上片麵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說“這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對於舒蕪“反戈一擊”所造成的影響，胡風不得不起來申辯。他直接寫信給周恩來，要求討論他的文藝思想。經周恩來同意，由周揚主持召開了幾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
在正式開會之前，周揚向胡風傳達了周恩來對討論會的指示，即：“不要先存一個誰錯誰對的定見，平心靜氣地好好地談談”；對於胡風，則要求“除文藝理論以外”，還“應該檢查‘生活態度’”。但是討論會早已確定胡風文藝思想是“抗拒毛澤東文藝方向”的基調，一上來就讓胡風從“現實主義”“生活”“主觀精神”“民族形式”“五四新文藝”等幾個方麵進行檢討。9月25日，不顧胡風、路翎的反對和申辯，《文藝報》發表了舒蕪帶到討論會上來的《致路翎的公開信》，信中稱胡風“根據資產階級思想體係的指導，形成了按照小資產階級麵貌來改造世界的完整的一套”；“在文藝活動上形成一個排斥一切的小集團，發展著惡劣的宗派主義”。《文藝報》編者按則斷定胡風“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道而馳的”。
胡風本著“依靠組織、實事求是、盡其在我”的態度，寫了一些回憶、檢查材料。他著重檢查了“以市民階級為盟主”的五四文學革命領導思想的錯誤提法，同時對所謂“小集團”問題作了澄清，說明在《希望》的51個投稿者中，有將近一半人至今未曾謀麵，不存在發展“宗派主義”問題。然而，連續召開的幾次討論會，都認為胡風的態度是“避重就輕”，一些發言抓住胡風文字中一兩句話隨意解釋，把問題提到“存心反對黨”的嚴重程度，硬要胡風在文藝思想上“脫褲子”，承認是“反黨路線”。這就一再把文藝思想問題推演為政治問題。胡風拒絕承認在一係列根本問題上強加給他的“嚴重錯誤”，因而被認為是對他的文藝思想“始終不承認有任何錯誤”。於是，1953年1月30日出版的《文藝報》發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文章雖然承認胡風的政治上“是站在進步方麵，對國民黨反動的法西斯文化作過鬥爭”，但卻認定胡風的文藝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同誌的文藝方針沒有任何的相同點；相反地，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這篇文章立即在《人民日報》上全文轉載。接著，2月15日出版的《文藝報》又發表了何其芳的長文《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係統地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根本性質的錯誤”。
這兩篇文章作為前一階段對胡風文藝思想批判的總結，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相當的分量和影響。胡風感到林默涵、何其芳賴以批判的“理論”，“要在已經陷入困難情況的文藝實踐上產生嚴重的後果”，認為這已經“完全超出了個人問題的性質”，但是，當時“隻準檢討，不許分辯”的政治氛圍，又使他不能就此公開發表意見。這就是胡風後來所說“把我推到絕路上了”。為了明辨是非，遂產生了胡風的“三十萬言書”。
上書申辯與建議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召開，根據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文學藝術在過渡時期的基本任務，是要以文學藝術的方法促進人民生活中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反對一切阻礙曆史前進的力量，幫助社會主義基礎的逐步增強及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逐步完成。胡風在第二次文代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和文聯委員，他看到大會反映出近兩年來文藝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現象愈益嚴重，以致不能不把反對這種傾向列為大會的中心議題，這就使胡風更感到自己對文藝實踐潛伏著危機的預測是正確的。會後不久，從抗美援朝前線歸來的路翎連續發表多部有影響的作品，但很快又被各種報刊、公議批評為“歪曲”了誌願軍的形象，並又把它與胡風的文藝理論觀點聯到一起。這種境遇使胡風向最高領導層申辯、請求理解和幫助的意念日漸迫切。事實上，周恩來1951年底有一次約胡風談話時，也曾說過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藝的情況，希望胡風寫個材料給中央，談談對文藝的看法。胡風決定適時地履行中央領導人對他的要求。
1954年2月，《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並發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社論。胡風根據自己的理解，認為這是到了全麵清理文藝工作上存在的嚴重危害團結的現象的時候了。從3月到6月，在路翎、徐放、謝韜、綠原等朋友們的支持、協助和參與下，胡風寫成了《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並於7月22日按正常程序麵交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勳，請他轉呈中共中央、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
胡風寫給中央的報告全文共27萬餘字，一般通稱“關於文藝問題的意見書”或“三十萬言書”。報告共分四個部分，依次為：幾年來的經過簡況；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作為參考的意見。在作為報告主體部分的理論說明材料中，胡風首先以“關於現實主義的一個基本問題”為標題，集中辯駁了林默涵、何其芳兩篇文章中提出的三個基本論斷和三個原則性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