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心有所動，他說：“好吧，言之有理，我聽你的，你給我寫個作戰計劃。”
張克俠便迅速地去擬定作戰計劃去了。
這時，另外一部分人圍上了宋哲元，他們就是親日分子陳覺生、齊燮元、潘毓桂等，這些人七嘴八舌地對宋哲元說：
“軍長，現在一切條件都成熟了，和不和就在你一句話了，蔣總裁‘不挑戰，必抗戰’的方針，依我們之見，其核心是‘不挑戰’。和是大局，和是人心。”
宋哲元聽罷直點頭，他覺得這些人的話也有道理。
糊塗。他不是裝糊塗，而是的的確確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許有一個情況宋哲元不知道：這些漢奸的“勸告詞”在事先都與日本特務秘密商定過。眼下，日本需要談判，需要拖時間。因為他們的援軍還未到。
國民黨中央軍繼續向平津地區靠近。
飛揚的塵土卷著行進的隊伍。
戰車，炮群，騎兵……
香月清司設套圈
中央軍的動向牽動了日本國的注意，他們不僅僅是關注，而是認真地對待。
7月13日上午。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暫緩國內師團的動員，仍然堅持“事件不擴大，就地解決”的方針。
同一天，日本陸軍中央在《處理華北事件的方針》中，也做出了同樣的決定。
他們要“退”了。
這自然是表麵現象。
日本軍當局的這一決定，顯然是考慮了兩個方麵的因素：
一是缺乏派兵借口，擔心造成不利的國際影響；
二是日本關東軍和朝鮮軍的增援部隊尚未到達華北，擔心中國軍隊北上，使駐屯軍處於孤立無援的危險境地。
他們肯定是要跑向戰爭的。需要考慮的、或者說需要調整的是開跑的時間定在何時為好，開跑後的步伐是慢一點好還是快一點為好。選擇時機不等於猶豫，更不是改變初衷。
日本政府在做出了“退”的決定後，準備侵略中國的步伐一刻也沒有停下。
敵人設套子，不奇怪，就像狼的本性要吃人一樣無須去追究這是為什麼；問題是偏偏有人不懂這個常識，把敵人的套子當成睡袋，毫無設防地鑽了進去要高枕無憂。
宋哲元一慣乞求和平的思想有了土壤，他自認為這是一塊沃土，便把精心培育的新芽栽了進去。
宋哲元提出：“既然日本退了，我們就沒有理由不讓。”怎麼讓？他自然有主意。
這時，有人提醒宋哲元：日本人是在實施並吞中國的緩兵之計。披著羊皮的狼容易迷惑人，我們可不要上當。
宋哲元回答：狼披上了羊皮，這說明它還有做羊的願望，我們為何不讓它變成羊呢？
他企求和平的決心是別人無法撼動的。
7月13日，也就是日本決定了要“退”之後，宋哲元決然地下了一道命令：
從14日起――
北寧鐵路列車運行正常化；
解除北平戒嚴；
釋放被捕日人；
嚴禁與日軍摩擦。
宋哲元是“善良”的，他惟恐日本人不了解他的一番好意，人家不領情這豈不是自作多情嗎？於是，他特地把自己簽發的這命令通報給日軍。
日軍是如何回贈宋哲元的“善良”心腸的呢？
香月清司看了宋的“命令”後，臉上木木的，沒有任何表情。眼睛隻是盯著一個地方在沉思，好像在打撈一個被遺忘了的故事。最後，他對他的左右隨從說：
“我們不應該忘記，宋哲元還欠著我們一筆債，那個七條他並沒有接受。現在，他是想用這個命令來代替七條，大大的狡猾！”
香月所說的：“七條”，就是他在幕僚會上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提出的七條要求。條件太苛刻。當時宋哲元難以接受，一直拖著。
這時，香月見宋哲元送來了“秋波”，便得寸進尺地提出：必須接受七條，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日方代表帶著香月的“聖旨”來見宋哲元。
宋哲元的額頭沁出了汗珠，他好緊張，好為難。答應吧，別人會罵他喪權辱國；不答應吧，日軍會像擠死一隻跳蚤一樣企圖擠死他……索性，依了吧，於是，他心一橫，牙一咬，說：
“七條我可以接受。不過……”
日方看出宋哲元有難言之苦，便馬上問：“宋委員還有什麼要求，請盡管講。”
宋：“我希望延緩執行。”
日方代表：“你的意思是有些事情雙方還要商議？”
宋：“對，就這個意思。”
隨後，宋派出了代表，日軍也派出了代表。談判――宋哲元特地叮囑是“協商”。看到他現在很怕提到“談判”，這兩個魔鬼似的字不給他吉利。
“協商”蠻順利，很快就取得了以下的結果：
立即實行撤兵和取締抗日組織；
處罰盧溝橋中國駐軍的營長；
北平城防由第38師擔任；
由中方代表秦德純向日軍道歉。
宋哲元該滿意了！原先日方一直堅持要他道歉，現在有了秦德純這隻替罪羊，他可以不必擔心自己的臉麵會遭到日本人的恥笑甚至侮辱。當然，他也有幾分愧意，秦德純畢竟是個在北平地麵上舉足輕重的頭麵人物，讓他替自己去受辱，總是於心不忍的。
宋哲元不以為自己是向日軍讓步，他覺得他所領導的冀察政務委中會在與日軍的交涉中又有禮有節地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日寇的野蹄明明又殘忍地踐踏了一番中國的民心，宋哲元卻認為日軍是深明大義地“退讓”著。
無論如何不能把天狗吞吃月亮描繪成一幅充滿詩意的油畫。
日本政府發出侵華的最後通牒
一方退讓，另一方逼近――
7月15日，日本中國駐屯軍製定了作戰計劃。這個計劃的近期、遠期目標十分清楚：
第一期：迅速用武力討伐第29軍，首先把北平效外之敵掃蕩至永定河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