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於反動勢力的強大和黨在秘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使北平地下黨、團和革命群眾組織多次遭到敵人的破壞，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損失。因此，黨和青年團不得不在領導群眾進行反迫害鬥爭的同時，不斷地進行恢複、整頓組織的艱苦工作。在總結鬥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北平地下黨提出下“靈活集中”、注意“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的聯係”等工作原則，注意利用公開合法組織和群眾團體甚至以灰色團體為掩護，開展黨、團的經常性工作。由於這種鬥爭策略的轉變使黨的核心骨幹得以在群眾中隱蔽，而合法組織和群眾團體又能及時得到黨的領導和幫助，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逐步聯係起來，為革命保存了鬥爭骨幹，而且從群眾中不斷發現和培養出革命的新生力量。
“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為了鬥爭”的左傾錯誤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北平青年運動由低潮走向高潮的時期，也是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時期。在此期間，北平青年在共產黨和青年團的領導下，發揚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的精神，衝破重重壓力同國民黨反動派開展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創造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業績。但是，由於這一時期共產黨的三次左傾路線的影響，使青年團在對青年運動的指導上犯了左傾錯誤，從而使青年運動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其表現和危害如下：
第一，大革命失敗以後，錯誤地分析北平地區的革命形勢，在敵人力量異常強大、革命力量十分薄弱的情況下，拒絕實行必要的退卻和防禦步驟，拒絕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鬥爭形式，而繼續采取為當時情況所不允許的進攻形式，盲目地執行“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為了鬥爭”的錯誤口號。
首先，北平青年團片麵強調政治鬥爭的意義，忽視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結合，不注重研究鬥爭策略，積極參與發動、組織成效不大的政治鬥爭，廣泛動員團員、青年參加示威遊行和飛行集會，過分暴露了革命力量。例如，1927年的“雙十節廣告暴動”；1930年2月7日聲援東京被捕同胞的示威遊行；同年4月，為紀念“五一”進行籌備工作時舉行的“四二”遊行示威；“七一六”示威和“八一”奪取中心城市預演計劃等等，都反映出北平青年團的領導者對當時形勢和敵我力量的對比缺乏正確的認識，誇大了反動軍閥和國民黨統治的危機。這些帶冒險傾向的鬥爭造成大批革命青年骨幹分子被捕或犧牲。此外，北平黨團組織在“二七”“三一八”“五一”“五四”“五卅”“十月革命節”等革命紀念日都要組織遊行、示威、飛行集會，使當局掌握了我們的活動規律，這些日子就成為他們獵捕革命青年的重點時機。
其次，在曆次鬥爭中往往提出一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鬥爭口號，卻不重視對群眾自發的革命要求和革命運動的支持和領導。例如，大革命失敗後不久，北平黨、團就脫離實際地提出“武裝起義，奪取政權”“準備北方總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此後，又在1930年的“四二”示威“七一六”示威和“八一”示威中，公開喊出“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擁護蘇維埃政權”等進攻性口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內各界民眾的抗日民主呼聲異常高漲，中間階級也有要求抗日的願望，而在南下示威運動中，北平學生卻喊出了“武裝保衛蘇聯”“建立蘇維埃政權”等不合情理或不能為大多數群眾所接受的口號。黨、團組織還在一段時間內放棄了對於群眾自發的抵製日貨運動的領導，對於東北流亡學生自動組織抗日武裝，進行軍事訓練的愛國行動，黨團不僅沒有動員青年參加，反而進行抵製，使黨失去了領導這些抗日隊伍的機會。這種態度也為國民黨汙蔑共產黨不愛國，為他們宣傳反共提供了口實。1933年，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異常嚴密、異常殘酷的年代裏，北平黨團組織在發動組織公葬李大釗的活動中，還喊出了“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在革命的低潮時期，左傾口號的提出，不僅不能被廣大群眾所理解和接受，反而嚇跑了許多可以團結爭取的中間群眾，孤立了革命力量。還為反動統治者公開鎮壓青年革命運動提供了口實。
再次，不顧反革命勢力的壓迫，在組織工作中，忽視發展黨團的外圍進步群眾團體，忽視發展公開合法的群眾組織，卻進行公開征收共青團員，開展革命競賽的活動。在“左”傾路線指導下，1932年5月23日，共青團中央在給河北省團委的信中，批評了北平團市委在組織發展上存在著關門主義問題，要求河北省團委和北平團市委“在‘一個同誌介紹一個’‘有黨的地方要有團’‘趕上黨超過黨’三個口號的精神下，定出具體的發展團員計劃，發動團員為實現這些口號而鬥爭”。並於5月25日布置了開展“衝鋒季”競賽的決定，要求各地團組織在6月4日至9月4日的“衝鋒季”活動中，開展革命競賽和發展團員的競賽運動。根據這一要求，河北省團委也作出了兩個月的衝鋒計劃，規定了發展團員和少先隊員、兒童團員的數字。
這年5月，北平團市委不加分析地執行省委的指示精神，組織了以公開征收團員、進行革命競賽為中心的紅五月活動。這種公開征收團員，擴大組織的作法，為國民黨特務分子混入革命隊伍，破壞團的組織和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相反地，一些本來可以公開活動的群眾團體，如反帝大同盟、青年反帝同盟、左聯、社聯等卻又因革命色彩過濃而被反動當局打入地下。在組織上，黨領導下的這些本應是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團體卻執行了一套關門主義政策，製定了一係列與黨、團員條件相差無幾的會員條件，使很多具有愛國意識的青年被排斥在組織之外，以至形成了第二黨、第二團性質的地下赤色外圍組織，失去了組織公開合法團體開展合法鬥爭的條件，縮小了黨團鬥爭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