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全國人民大力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日行動，但由於國民黨政府按兵不動，使十九路軍孤立無援，傷亡日重，被迫休戰。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不能留駐上海，而日本侵略軍則可以在上海駐紮。《協定》還要求國民黨政府取締抗日活動。“一？二八”抗戰就這樣失敗了。蔣介石在出賣了上海抗日軍民以後，又把抗日的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去“圍剿”工農紅軍，鎮壓革命。
《上海停戰協定》的簽訂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5月6日、7日，《時事新報》發表文章揭露：“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誤國禍國，政府尤為罪魁。”北平各抗日團體也紛紛通電反對賣國的《上海停戰協定》，青年學生和各界群眾還衝破北平當局的鎮壓，舉行了數次示威。《世界日報》發表了題為《“五九”紀念與新國恥》的文章，激烈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質問：“國民黨政府號稱革命政府，乃亦不免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腳下”，“何以自解於民眾？”
國民黨政府的屢次退讓，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野心。1933年1月，日軍攻占了山海關；3月4日，又攻占了熱河省省會承德。接著，便向長城沿線軍事要塞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進犯，企圖深入冀東，進逼平津。麵對日本侵略軍肆無忌憚地進攻，守衛長城要塞的東北軍和宋哲元部29軍將士忍無可忍，奮力抵抗。在喜峰口，29軍大刀隊與日軍展開數次肉搏，日軍死傷慘重。與此同時，守衛冷口、古北口的東北軍也奮起還擊，堅守陣地。日軍進犯喜峰口、冷口受挫，轉由山海關向灤東地區進攻。4月1日，日軍占領石門寨，冷口腹背受敵，我軍被迫相繼撤出冷口、喜峰口。同時，古北口也淪於敵手。5月初，日軍再次向灤東發動進攻，冀東20餘縣均被日軍侵占。此時，日軍已控製長城各口和冀東，平津危急。
同年春，侵略成性的日軍又向察哈爾東部進犯。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共產黨人吉鴻昌聯合愛國將領馮玉祥、方振武於5月在張家口組成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聲援和支持下，血戰疆場，抗擊日偽軍，取得了重大勝利。6月，抗日同盟軍連克康保、寶昌、沽源等地。7月，血戰五天，收複多倫，並乘勝追擊，把日偽軍全部趕出察哈爾。這個勝利使全國人民大為振奮。
中國軍隊在長城各口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和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勝利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北平青年的抗日熱情，“九一八”事變後被鎮壓下去的抗日民主運動又重新活躍起來。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的號召下，東大、清華、師大、燕大、北大等校學生紛紛集會，舉行抗日運動周，北大學生在《告全體同學書》中寫道：“日本帝國主義的炸彈就要落在我們的頭上了，第二個‘九一八’和‘一？二八’的長夜已經來到，在這種萬分緊急的形勢下，不是大學生埋頭用功的時候了！”各樣學生廣泛開展擴大募捐活動，募集皮背心、購置鋼盔、大刀、防毒麵具等軍用物資，並選派代表送往前線，支援抗日將士。學生們還組織了救國軍、宣傳隊、慰勞隊，到戰地去服務。佛教界也發表《抗日救國告僧界書》，號召佛教界青年“寧作戰死鬼，不作亡國僧”。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後，中共北平地下黨通過左翼群眾團體和抗日組織動員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參軍參戰，一些年青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帶頭奔赴察北，在黨的組織和帶動下，北平有數百名青年學生先後參加抗日同盟軍，走上抗日鬥爭的最前線。
但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卻用盡各種手段破壞中國軍隊的抗日鬥爭，鎮壓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當日軍侵占熱河，進攻長城各口時，蔣介石下令禁止超過敵人兵力十倍的長城各口駐軍和平津一帶的軍隊抗擊敵寇，公開宣稱：“要以專心致誌剿匪，侈言抗日，那就是投機取巧。”3月9日，蔣介石約張學良在保定會麵，北平群眾聞訊組成代表團赴保定向蔣介石請願，要求抗日。蔣介石卻聲稱：“侈言抗日者，殺勿赦。”他還把熱河失守的罪責全部推到張學良身上，逼張學良下野，任命親日派將領何應欽兼代國民黨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職務。3月24日，蔣介石又親自到北平召開軍事會議，與何應欽策劃對日妥協、鎮壓抗日活動的辦法。在蔣介石指使下，何應欽放棄了灤東，取消了河北省境內的義勇軍、救國軍等抗日組織。對於自動起來抗擊日寇侵略，保衛長城要塞的29軍等部隊，蔣介石則采用不予增兵，不補充裝備，甚至命令其嫡係部隊監視和牽製作戰部隊的行動等慣用伎倆，使守衛長城的部隊孤立無援，終於失敗。7月，蔣介石又趁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寇英勇奮戰之際，以16個整師、15萬人的兵力，勾結日軍圍攻、夾擊同盟軍。在蔣日聯合進攻下，抗日同盟軍終因彈盡糧絕被迫撤退。
在大片國土喪失、平津危急的形勢下，蔣介石為了全力以赴進行“剿共”，急於同日本妥協。5月3日，蔣介石政府明令設立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任命親日派黃郛為委員長，負責與日方交涉停戰問題。5月31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和熱河的合法性，並承認冀東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不能在那裏駐紮，而日本人則可以自由行動。這樣，整個華北門戶洞開，處在日寇的武裝監視和控製之下，日軍可隨時進占冀察和平津。《塘沽協定》簽訂後，國民黨賣國政府更加嚴厲地鎮壓人民的抗日活動，禁止人民發表抗日愛國言論、組織抗日團體，“如果違背，定予嚴懲”。何應欽也發出《嚴防共黨通令》。北平的革命活動進入了最艱難的時期。
白色恐怖下此伏彼起的青年運動
1931年1月，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控製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三次在黨內取得了統治地位。5月，中共中央發出《目前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提出在大城市中和紅軍工作中的“積極進攻”方針，強令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黨組織發動罷工、罷業、罷課，舉行飛行集會和示威，紀念“五卅”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