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示威學生火速召開了各地學生代表團聯席會議，一致決議：為了抗議蔣介石集團殘酷鎮壓學生運動，喚起全國民眾武裝抗日的決心，次日繼續舉行聯合大示威。然而，反動當局卻提前下手了。18日黎明，南京當局宣布全市臨時緊急戒嚴，並分頭搜捕進步學生，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的駐地也被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警團團包圍，強令學生在操場集中，然後把他們強行塞入汽車，送到火車站，押送回北平。
總結經驗，再創高潮
北平學生南下示威運動的意義是重大的。
第一，南下示威運動是“九一八”事變後，北平青年抗日反蔣鬥爭的第一個高潮，也是大革命失敗後，北平地區革命運動重新高漲的第一聲驚雷。
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建立了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法西斯專政，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了瘋狂的反撲，革命形勢處於低潮。但是，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人民的殘酷壓迫和瘋狂掠奪，出現了日益尖銳化的趨向。這是革命必然會重新高漲的根本原因。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同時，人民大眾和封建地主、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矛盾也十分尖銳。廣大人民普遍要求抗日，同時也迫切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經濟上的解放。南下示威運動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這一鬥爭衝破了大革命失敗後長期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沉悶狀態，顯示了革命力量的勃勃生機。同時，愛國學生的行動喚起了各界人民的愛國激情，形成了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一次廣泛、深入的動員。
第二，南下示威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政府“不抵抗主義”的賣國政策，加速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有力地配合了工農紅軍的武裝鬥爭，對革命形勢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在命令東北軍“絕對抱不抵抗主義”的同時，繼續策劃對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進行“圍剿”。愛國學生的南下示威運動，幹擾了蔣介石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工農紅軍的武裝鬥爭。在南下示威運動期間，江西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建設有了較大的發展，鄂豫皖蘇區的紅軍也以輝煌的戰績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紅軍的勝利和人民的抗日呼聲加速了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內部的分化、分裂和動搖。1931年11月，當日軍向黑龍江進犯時，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龍江省軍隊總指揮馬占山率部在嫩江橋抗戰，給進犯的日軍以重創，成了風雲一時的抗日英雄人物，全國各地也紛紛捐款援馬抗日。12月，被蔣介石派到江西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26路軍在全國民眾抗日熱潮的感召下，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參加紅軍。
上述形勢，衝擊著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國民黨內部各派軍閥、官僚政客的紛爭也更加激化，反蔣各派都乘機向蔣介石集團發起攻擊，使蔣介石陷入內外交困、焦頭爛額的境地。在全國抗日運動怒潮的衝擊下，蔣介石被迫於全國學生總示威的當天，宣布下野。這無疑是人民鬥爭的一個重大勝利。
第三，南下示威運動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推動了全國的民主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無不義憤填膺，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號召全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南下示威運動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綱領，喚起了各界人民的普遍覺醒。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的英勇抗戰，正是受到愛國學生和各界民眾的抗日行動感召的結果。
同時，南下示威運動也推動了民主運動的進程。由於“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為了求得民族生存這個各階級共同的最大利益，各個階級和階層都聚集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爭取民主，反對妥協投降，反對專製獨裁的呼聲日益強烈。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知名人士及反映他們意見的報刊，紛紛發表言論，要求抗日，抨擊國民黨政府對外的不抵抗主義和對內的專製獨裁。羅隆基在“九一八”事變後寫了《沈陽事件》一文，提出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類人才的主張。王造時發表了《救亡兩大政策》，提出“對外準備殊死戰爭，與日拚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的兩大救亡政策。馬相伯也發表了《為日禍敬告國人》書，提出：“我民國主權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徹底充分表現，立息內戰，共禦外侮”。但是，蔣介石卻置人民的愛國正義要求於不顧，公然對愛國學生進行血腥鎮壓，這更激起了各階層人士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不滿。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輿論的報紙，如上海的《申報》、天津的《大公報》、《國聞周報》紛紛要求國民黨在政治上“改弦更張”。《國聞周報》在評論中指出：我們希望以對外的“鎮靜”工夫來對內，以對內的“強硬態度”來對外；希望以對外的“涵養”工夫來對內，以對內的“勇猛”精神來對外；希望以對外的“維持邦交”精神來對內，以對內狡猾的手段來對外。這充分表達了人民群眾對愛國學生的同情、支持和對蔣介石專製獨裁統治的不滿。民眾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漲是導致蔣介石下野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南下示威運動是由中國共產黨直接發動、領導的學生愛國運動。廣大黨員和共青團員充當了鬥爭的骨幹和中堅，黨團員在鬥爭中表現出的英勇獻身精神，深深地教育、影響著追求進步的青年。同時，廣大青年在與國民黨官僚和軍警的鬥爭中學習了鬥爭藝術，接受了鍛煉和考驗，對青年政治上的成長起了催化作用。因此，領導和參加南下示威運動的實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培養了幹部，準備了力量。
但是，由於南下示威運動爆發時，第三次左傾路線已經統治了中共中央，受其影響，示威團的領導工作中也存在著“左”的偏向。這首先表現在組織南下運動的鬥爭策略上，例如，鬥爭一開始，北平市委過分強調正確的口號是示威，而不是請願，請願的口號會造成學生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幻想，極力勸阻群眾參加請願，並且把參加請願的群眾不加分析地指責為受國民黨特務、國家主義派和托派的影響。在南下途中，示威團黨團又未能以恰當的口號團結更多的群眾，致使南下隊伍在中途分裂，削弱了鬥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