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幫助黨擴大組織，團中央規定：年過20歲的團員全部介紹入黨（仍可兼團員）；年過23歲的團員，全部脫離團組織；不到20歲，但較精幹的團員，也可加入共產黨。這樣，團地委將一大批團員輸送到黨內，使黨的隊伍迅速擴大。至1927年初，北京的黨組織達50個支部，796名黨員。
“三一八”慘案後，以左派麵貌出現的北京國民黨新右派的活動猖獗起來。它以戴季陶主義為理論武器，以“舉起左手驅逐共產派，舉起右手打倒反動派”為工作原則，進而提出反共、反階級鬥爭的口號，背叛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破壞國共合作。因為新右派曾激烈地反對過老右派，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曾一度為其蒙蔽，於是新右派成立了所謂中山主義大同盟，鼎盛時居然達到500餘人。很顯然，不戰勝新右派，北京國共合作的局麵就難以維持，國民革命任務的完成就要受到影響。因此，“三一八”慘案以後，北京團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協助黨同新右派進行鬥爭。當時，共產黨北京地委開展國共合作的機構是國民運動委員會，團地委書記唐從周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經黨、團組織研究，確定了聯合國民黨左派共同向新右派進攻的正確策略。根據這一策略原則，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一起積極活動，於同年9月將實踐社、新軍社、四川革命青年社、新滇社、瓊崖協進社、瓊島魂社、中山學社、革新社、新中學會等九個青年左派團體聯合起來，組成左派聯席會議（簡稱左聯），使之成為國民黨左派團體的核心。黨、團組織不失時機地領導左聯舉起反對新右派的旗幟，通過國民黨的各種會議和印刷宣傳品等方式，揭露戴季陶主義的反動本質，撕下新右派的假左派麵具，展示其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嘴臉。原為新右派所蒙蔽的大部分青年，紛紛猛醒倒戈，加入左聯。中山主義大同盟因內外交困，不久便自行瓦解。接著，在1927年1月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第三次改選中，團組織根據黨提出的將“黨（國民黨）權交給左派”的口號，在青年中進行了大量的組織和教育工作，結果大獲全勝，市黨部九個執行委員中，新右派隻占一席。北京17個國民黨區黨部的改選中，新右派也遭到慘敗，51個委員中，一個新右派分子也沒有。這時，國民黨員也從“三一八”時的2200人，發展到4300餘人。
革命先烈慨然赴死，反帝烈火燃遍中華
李大釗在“三一八”請願時，走在最前麵。以致頭部和雙手負傷，並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機警得脫後，仍然不顧危險，鎮靜地指揮群眾撤退。趙世炎、陳喬年也勇敢地領導了這場鬥爭，陳喬年也負了傷。由於共產黨人與群眾同生共死，所以群眾事後並無怨言，反而與黨的關係更加密切了，誌願在黨的領導下繼續鬥爭。
“三一八”當晚，李大釗立即召開黨和團的會議，布置如何慰問傷者，追悼死者，如何揭露段祺瑞的凶殘，把鬥爭進行到底。
慘案發生後，段祺瑞當天即發出指令，顛倒黑白，胡說李大釗等“假借共產學會，嘯聚群眾，屢肇事端”，今又“率領暴徒數百人，手持槍棍，闖襲國務院，潑火油，拋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禦，致互有死傷。”（《申報》1926年3月21日）。段祺瑞的無恥誣陷，立即引起社會輿論的譴責。“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魯迅痛斥了劊子手，他滿懷義憤，寫了許多精彩的雜文，悼念革命者，揭露反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