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處是在北河沿（現為東華門北大街）的法科（即後來的第三院）禮堂。凡是人數比較眾多的集會，特別是聯合其他各校的集會，大都在這裏舉行。例如，巴黎和會召開期間，日本駐京公使小幡於2月2日至外交部施加壓力，全國嘩然。“北京學生聯合會籌議抵抗，（2月）5日晚間，北京大學學生在法科開全體大會，到會者2000多人，舉出幹事十幾人，分頭進行，並聯合各學校的學生，電致巴黎五專使，請他們堅持前議，不要讓步。”
北京的春天，風沙撲麵，使人的心情不好受；當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新聞傳來時，使人更加煩躁不安。
噩耗終於傳來，並且得到了證實。5月1日，上海《大陸報》之北京通訊說：“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5月2日，身為徐世昌顧問和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長的林長民，也在北京《晨報》上發表文章，證實了這一噩耗。
在此以前，當4月下旬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不斷傳到中國的時候，各地各界人民均已憤慨萬分。4月20日，山東人民10萬餘人已在濟南召開國民請願大會。當時，山東的愛國人士紛紛到北京來活動，北京的愛國人士也紛紛到山東、上海等地去活動。
5月3日，北京市民的各個階層，包括學界、商界、政界、軍界等，都舉行了各種各樣的集會，討論怎樣抗議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當日下午，北京一些政界人士所組織的國民外交協會召開全體職員會，作出下列決議：
“（一）5月7日在中央公園（現為中山公園）開國民大會，並分電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
（二）聲明不承認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與日本關於處分山東問題之密約。
（三）如和會中不得伸我國之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館聲述國民之意見。”協會還發出了下麵這樣一個通知：“本會因山東問題，消息萬分險急，特定於本月7日，即國恥紀念日，午後二時在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討論對付方法，屆時到會，入場券由本會臨時在門口分贈。”
但，學生們已經不能等到5月7日了。就在外交協會開會的同時，北京的學生們已經在發起和籌備5月4日的示威遊行了。
北大學生是從蔡元培那裏得到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的。許德珩回憶說：“5月2日，我從蔡校長那裏聽到了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便約集參加在《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的一位學生代表夏秀峰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動得眼裏要冒出火來。於是發出通知，決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七時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後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十三個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
另一個當事人張國燾也曾回憶說：“1919年5月2日下午7時，‘國民雜誌社’循例舉行社務會議；參加者是原有的十多個社員，議程也隻是討論雜誌的出版事務。可是到會者不約而同的談到中國在凡爾賽和會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腆顏媚日和山東及其他各地人民團體奮起救國等消息，氣氛異常激昂……這次會議以愛國責無旁貸的精神立即決定：由‘國民雜誌社’通告北大全體同學，於次日晚上七時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學生大會；並邀請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學校派代表或熱心分子參加，討論目前應采的步驟。”
具體情節，略有出入，但時間、發起等情況基本一致，可以作為許文的佐證。
5月3日（星期六）夜晚，本應是周末休息的時候，但北大校園內沸騰起來了。學生們已經無心再去讀書，也無心再去娛樂，而是懷著一顆赤誠的心，滿腔怒火地奔向北河沿法科禮堂，在討論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國。他們邊走邊議論，大罵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也埋怨自己上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當，有的學生很幽默地諷刺說：“威爾遜發明了一個數學公式，十四等於零。”
也正是在這時，陳獨秀為《每周評論》寫下了號召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評論，他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他號召說：“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若是靠著分贓會議裏那幾個政治家外交家，在那裏關門弄鬼，定然沒有好結果。”
這是陳獨秀為第二天（5月4日）出版的《每周評論》所寫的文章，學生們雖然在5月3日還不能直接讀到這篇文章，但是其中的思想已經在他們中間廣為流傳和接受。
夜幕已經降臨，北河沿法科禮堂內外，擠滿了來開會的學生。除北京大學1000多同學全體參加外，出席的還有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代表。
大會推舉北大法科四年級學生廖書倉為臨時主席，北大文科學生黃日葵、孟壽椿兩人做記錄，並推許德珩起草宣言。
有一種材料說：大會曾請北大新聞研究會的導師、著名的新聞記者邵飄萍報告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的經過和目前形勢。
在大會發言的學生有丁肇青、謝紹敏、張國燾、許德珩以及各校學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填膺，當場將中指齧破，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字，揭之於眾，這就更激勵了全體學生的情緒……”“鼓掌聲、萬歲聲相繼而起，全場頓現一種淒涼悲壯之氣象。”
大會在熱烈鼓掌聲中，一致作出如下決定：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
（三）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
（四）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在會上還有人提議：“留日學生可以那麼對付章宗祥（按：指《每周評論》報道章由日回國時，群眾憤激用小旗子投擲章的狀況），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他們三個（曹、章、陸）來一下？就是說，要把旗子送到他們的家裏去。”這個提議，也得到了一致的讚同。
為了籌備遊行，學生們當場自動進行了熱烈的捐助，銀元、鈔票、銅子以及手表、戒指、手巾、帽子等，都紛紛捐擲到台上來。大家的愛國熱情達到了沸點。
當會議結束時，已經是深夜11點了。
會議結束後，學生們更加忙碌地分頭籌備起來。住西齋的北大同學一夜未睡，有的負責聯絡其他學校，有的準備宣言、電報、傳單；更多的人則是準備大旗、小旗、標語等，有人熱情地把床單扯作旗幟用。許德珩在回憶中寫道：“我於宣言寫好後把自己的白布床單撕成條幅，書寫標語，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學咬破手指，血書標語。那時還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集會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東主權，收回青島，反抗日本，反對列強以及懲辦賣國賊和軍閥官僚，所有標語大都是寫著：‘收回山東權利’‘懲辦賣國賊’‘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抵製日貨’等等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