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進國民人格；
（二）研究學術；
（三）灌輸國民常識；
“（四）提倡國貨。”
由於宗旨所反映的是一般的愛國主義思想，所以它團結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在先後參加國民社的許多成員中，有鄧康、高尚德（君宇）、黃日葵等這樣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成為AB（反布爾什維克）團頭子的段錫朋，當時也任過國民社的評議部部長。
在國民社的早期活動中，鄧康是一個起積極作用的人物。他負責《國民》中《國內外大事記》一欄的編輯事務，經常用“大壑”的筆名，對重大問題進行評述。積極關心政治，這正是國民社的一個鮮明特點。
由於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國民》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抨擊。在這方麵，除經常的時事評述外，還有一些專文發表。如黃日葵在一卷二號（1919年2月1日）上發表的《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一文，就係統地指出了日本的侵華罪行，要求廢除中日密約及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
國民社在其開始時雖然是一個學生團體，但它受到一些社會人士的支持。如蔡元培和《京報》主筆邵飄萍都予以幫助，他們曾出席國民社的成立大會，蔡還為《國民》創刊號寫了序言。
李大釗當時是學生心目中的導師，他對國民社進行了熱情的幫助和指導。許德珩在回憶中說：“李大釗是《國民》雜誌的總顧問，我們有事都和他商量。”
李大釗積極為《國民》撰稿，特別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在1919年初寫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就是在《國民》第一卷第二號（1919年2月1日）上登載的。文章指出，日本侵略分子所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是“並吞中國主義的隱語”，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他說：“這‘大亞細亞主義’不是平和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一個種子。”他指出，我們所說的新亞細亞主義，是“主張拿民族解放作基礎，根本改造”。
一般說來，《國民》在它的政治態度上，要比它所宣布的宗旨更為激進些；其社員的實際活動，也超出了其宗旨的範圍。但由於這個團體包括的分子極為廣泛，所以刊物的內容也很複雜。總的看來，急進的或中間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反映得較為普遍。
《國民》在其開始（“五四”以前），是用文言文寫作的，甚至還登一些章炳麟、劉師培、黃侃等人的舊體散文及詩詞。這種狀況，在“五四”後很快就改變了。即使在“五四”前，也並不因此而抹煞《國民》的鮮明的反帝國主義的政治特點。《國民》在五四愛國運動的興起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數成員，在五四學生運動中都成為積極的參加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新潮社
和國民社成立的同時，北京大學文科的一部分學生，還組織了新潮社，出版有《新潮》雜誌。（英文名稱是Renaissance，即“文藝複興”。）
新潮社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創辦的，其啟事中宣稱：“同人等集合同趣組成一月刊雜誌，定名曰《新潮》，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
新潮社的社員，是以有無投稿為標誌，其組織章程規定：“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得由本社約為社員”；“非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有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由本社約為社員。”由於有這樣的規定，因此新潮社的社員為數不多，該社剛成立時隻有21人，後來放寬尺度，陸續增加，但到1919年底，也隻有37人。
新潮社的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是傅斯年（編輯部主任編輯）、羅家倫（編輯）、徐彥之（幹事部主任幹事）等。他們曾得到蔡元培、陳獨秀的支持，蔡、陳代表校方給他們提供經費、房屋。李大釗、魯迅等也給他們以支持，曾經為刊物寫稿。胡適一直是他們的顧問，傅斯年、羅家倫等都和胡適非常接近。
《新潮》是在1919年1月創刊的，它以《新青年》為榜樣投入新文化運動，對《新青年》起了助威呐喊的作用。《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內曾重印三次，它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
《新潮》的主要功績，在於：
第一，它仿效《新青年》，鼓吹“倫理革命”，反對綱常名教，提倡個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第二，它仿效《新青年》，鼓吹“文學革命”。盡管它所主張的還隻是著重在文學形式方麵，即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但它對新文化運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它是繼《新青年》《每周評論》之後的又一個白話文刊物。浙江杭州第一師範學生施存統致函《新潮》說：“敝校（第一師範）近來倒有改革的氣象。同學關於新文學新思想也極注意。大概看過《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沒有一個不被感動；對於諸位，極其信仰。學白話文的人也有三分之一。”
第三，它大量地刊載了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作品，並由此而產生了一批小說作家。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中說：“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麼小說的作家。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1919年1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
《新潮》的主要錯誤傾向，在於：
第一，當時新文化運動已經發展到必須和政治鬥爭相結合。但是，《新潮》並沒有適應這一客觀要求。《新青年》的一些主編們根據形勢的發展，已另創辦《每周評論》，使文化運動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了。但是，《新潮》的編者仍然停留在《新青年》早期的水平上，孤立地強調改造思想是改造社會的起點，所謂改造思想，雖然他們對世界潮流發表過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見，但歸根結底，無非是在宣揚一些防止革命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
第二，它發展了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偏向，堅持全盤西化，對民族文化遺產采取了徹底的虛無主義態度。傅斯年在一篇答讀者的信中，竟然說：“……極端的崇外，卻未常不可……因為中國文化後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較的不如人，於是乎中西的問題，常常變成是非的問題了。”
從這些主要錯誤傾向，可以看出，《新潮》的編者們在接受著胡適的影響。所以，《新潮》以《新青年》為榜樣，這句話，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新潮》以胡適主編的《新青年》為榜樣。
正因為有以上的錯誤傾向，在“五四”以後，新潮社的絕大多數成員，就迅速地向右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