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大為振奮，1926年2月24日，又在奉天召開有高級將領與顧問參加的會議，確定派張學良等人率大批奉軍入關，並製定了進攻國民軍的新作戰計劃。
3月中旬，張學良所部奉軍和李景林、張宗昌所部直魯聯軍，開始在直隸及京津地區發動全麵進攻，並於3月下旬先後占領灤州、唐山、天津等地，國民軍又被迫退至北京郊外。
在此期間，仍占據北京的國民軍鹿鍾麟部，發現段祺瑞執政府的安福係政客企圖暗中勾結張作霖，與奉軍裏應外合，遂於4月9日派兵包圍臨時執政府。段祺瑞及安福係政客們被迫逃入東交民巷使館區。1924年秋上台的段祺瑞執政府垮台。國民軍全部撤離北京後，段祺瑞一度發表複職通電，並派人與張作霖、吳佩孚聯絡，尋求給予支持。不料，張作霖、吳佩孚都不屑一顧，段祺瑞自知無趣，隻好離京返回天津，再也不提複職一事。從段祺瑞執政府垮台，到5月13日顏惠慶內閣成立，其間一個多月，北京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
4月間，奉軍、直魯軍，還有由京漢路北上的吳佩孚直軍，繼續威逼國民軍。國民軍自知難敵張作霖、吳佩孚的聯合進攻，遂於4月15日完全放棄北京，撤退到北京西北的南口。隨後，直、奉兩派控製了北京城。
國民軍退出北京之後，直、奉兩派一方麵繼續調兵遣將，協攻南口，另一方麵則開始就如何處理北京政局進行協商。
不論是吳佩孚，還是張作霖，此時都想控製北京政府，維護本集團的利益。故在討論中，雙方因意見分歧，難免又要發生爭吵。
4月25日，代表直係的齊燮元、王懷慶和代表奉係的李景林、張宗昌、張學良，在北京舉行首次會商。會上，齊燮元將吳佩孚關於解決北京政局的三項意見提了出來：一是護憲，即繼續維護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前的憲法，因為這一憲法是直係當時製定的。二是曹錕下野，以顏惠慶組織攝政內閣。直係深知曹錕因賄選總統名聲不佳，後又被馮玉祥的國民軍囚禁了一年多，無法重新執政，不得不割舍。但吳佩孚卻堅持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的顏內閣重新上台執政，以維護直係的麵子和利益。三是由王懷慶任京師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是直係的人，這一條的用意不言自明。
這三項意見，自然不合奉係心願，尤其是對護憲、顏內閣兩項，奉係更是不滿。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奉係就拚命攻擊過曹氏憲法和顏內閣，且當時顏內閣還發布過通緝張作霖的命令。不過考慮到兩派仍須團結對敵，奉係表示可以繼續協商。
兩派未達成一致，吳佩孚卻執意要按自己的意見辦。他一方麵大造輿論，申說“護憲”之必要，一方麵電促顏氏組閣，並要求張作霖支持顏氏內閣。張作霖為促直係加速進攻國民軍，不得不虛意敷衍。他一方麵致電吳佩孚，表示：“對於政治、法律問題，悉請吾兄主持，放手去辦。”另一方麵又提出“政治公開”的主張，實際上是在批評吳佩孚“一人包辦”的做法。張作霖還提出，他願同吳佩孚會晤，進行磋商。
吳佩孚見張作霖並未強烈反對，遂於5月中旬宣布顏惠慶內閣複職，在表麵上暫時結束了北京的無政府狀態。不過，由於得不到奉係的真心支持，顏內閣雖然上了台，實際上卻發揮不了任何作用。
張作霖對顏內閣的消極抵製，終於使吳佩孚認識到，北京政局的問題如得不到奉係支持，是很難解決的。因此，他決定響應張作霖的建議，親自出馬到北京與張作霖麵商。為了取悅於張作霖，吳佩孚免去了一貫主張聯馮反奉的直係大將靳雲鍔的職務，同時派代表赴天津，與張作霖的代表舉行預備性會談，為兩巨頭會晤作出具體安排。
6月7日，直、奉兩方的預備性會談在天津正式開始。會談中，奉方代表鄭謙、張景惠極力表示反對吳佩孚的護憲主張，並詳細申述了反對的理由，同時表示顏內閣可在形式上成立，但隻能作為一種過渡，成立後顏惠慶即須辭職，由海軍總長杜錫王圭代行國務總理“攝政”，以待將來正式解決。這表明，奉方雖在“護憲”問題上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但在顏內閣的問題上卻作了讓步，給吳佩孚留了一點麵子。會談期間，張作霖也已由奉天入關抵達天津，他在接見直方代表張其煌、張誌潭時，明確地告訴他們說：“我是民國十三年顏內閣的通緝犯，他在北京複職，又要我去北京，豈不等於我去自首嘛？”經張作霖這麼一點破，吳佩孚的代表明白了其中的奧妙，自然也就無話可說了。
7月11日，預備性會議終於達成三項臨時協定。該協定規定：直、奉雙方軍事合作到底，討馮結束後，直軍以全力圖粵，對付南方的北伐軍，奉軍必要時可出兵援助；對於護憲問題，雙方均不再提及，顏內閣成立後，即以杜錫王圭代行國務總理職，以待將來正式解決；另選新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