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最初，他仍未寄希望於張勳在團結北洋方麵發揮多大的作用。他首先想到的是擁有華東半壁江山的馮國璋。他想先以暗許擁護馮國璋當總統為條件，拉馮國璋合謀倒黎。但馮國璋經過南京會議的挫折，已變得比段祺瑞老練和穩重得多。從內心來講，他並非不想當總統，但他卻已經知道，當總統必須等待時機成熟，而且不能由自己親自出麵直裸裸地去幹。眼下張勳正急於聯絡各省謀求複辟，他要謀求複辟，就必然要搬掉現任總統黎元洪這塊絆腳石，阻止革命人參政，外加討伐南方敵對派。這些必然得罪各方政治勢力的事情，何妨讓張勳方麵去幹到底？等張勳把黎元洪搬倒了，到時候他的複辟夢定做不圓。那時，皇帝上不了台，總統位子又空著，豈非趁勢而起的最佳時機？因此，他便給段祺瑞回信說：“我等雖是北洋嫡係，理當主持北洋事務，戮力維護北洋利益，但現今有些事還是以徐州的張少軒牽頭為好。他年資在我等之上，是我們的老大哥，遇事總要請他出來主持。”
段祺瑞一想也有道理，於是他也便一改以往對待張勳的態度，竟然“甘拜下風”。推出張勳來當北洋盟主，利用張勳這把板斧去先砍掉黎元洪再說。而張勳卻被一時的假象所迷惑，以為馮、段真的對他尊重起來了，並且還有可能讚助他的複辟大計。他有時雖然也懷疑這兩位袁門高徒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與他合作，但他又想，反正為了複辟，能團結的都得團結，管他媽的各人心裏打的什麼鬼主意呢？
府院之爭堪紛擾，欲圖複辟寫誓書
形勢完全不出段祺瑞之所料。他和黎元洪分別擔任總理和總統之後，府院之間的鬥爭如期展開。而張勳也就乖乖地按照馮、段二位賢弟為他設計的戲路進入了角色，當起了北洋集團排斥打擊異己的出頭鳥。而他們的首要打擊對象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是一個被辛亥革命的浪潮卷入革命隊伍的封建軍閥。他的思想本質並沒有什麼先進性可言。但他不屬於北洋體係，長期受到袁世凱冷落和壓製，內心難免不服。現在袁世凱死了，他繼任總統，自然想正兒八經地行使總統職權。但他沒有軍事實力為後盾。因而不得不以開放黨禁，重開國會實現“真正的民主”來作為其政治旗幟，以取得各在野派政治勢力的支持，並憑借包括有各派的政治勢力的代表參加的國會為其權力支點，從而不可避免地走上與北洋集團抗衡的道路。
6月16日，黎元洪下令南北停戰，以表示他為全國一統之大總統。29日宣布遵行民國元年《臨時約法》，恢複國會，以迎合國民黨參政之要求。7月4日，黎又申令懲辦楊度、梁士詒、孫毓筠等帝製禍首，以息舉國之民憤。這一係列行動，一方麵確實包含有促進南北和解，實現全國和平統一之願望，但就他內心來說，更主要的方麵還是為了把南方地方軍閥和革命黨、進步黨勢力引入中央政權，以打破北洋軍閥獨裁的局麵，爭得自己作為總統的應有之地位。
對於張勳來說，維護北洋集團的共同利益固然重要，但他更關心的是他的擁清複辟的“宏偉藍圖”。而黎元洪上台以來的所有這一切行動，不僅是對北洋集團的狂妄冒犯，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量革命黨議員湧進北京，甚至擔任內閣部長，無疑會給他的複辟理想帶來毀滅性的威脅。這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因此，他除以個人名義發表通電反對懲辦帝製禍首之外，還在第二次徐州會議上極力迎合段祺瑞阻撓複法的陰謀，突出地宣布反對恢複《臨時約法》和反對所謂“暴亂分子”參政，從而開了中國近代史上軍人直接幹政之先河。
由於十三省區聯合會（即督軍團）明顯地對北京政局構成威脅，黎元洪不得不於9月29日下令禁止軍人開會幹政。但是，既然北洋軍閥集團一開始就一致把他當成了攻擊目標，他的命令無疑隻能進一步加劇張勳等人的倒黎活動。在稍後不久的1917年1月11日，張勳又接著召開了第三次徐州會議，十三省督軍再次聯名宣電斥責議院“專事黨爭，徒鬧無益”，並指責黎元洪“寵信屑小政客”，對總理段祺瑞“信任不專”，以致“施政無力”，治國“功效不彰”。從而公開把矛頭反指向了黎元洪本人。
不久，黎、段之間因在對德外交方針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使所謂“府院之爭”急劇升溫，最後終於發展到彼此決裂的程度。按照正常的規律，張勳肯定應該堅定地站在段祺瑞一邊繼續倒黎。然而，奇怪的是，到了這種關鍵時刻，張勳這門轟黎的大炮卻突然啞了火。他神秘兮兮地突然在黎段之間保持中立，表現出一副令人吃驚的超然物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