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話的起草和討論過程中，上下各方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見，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和看法開始有分歧，到後來才漸趨統一。其中，關於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最為重要的問題。
有人認為，現在中央對毛澤東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也有人認為，這個講話稿的寫法是“功勞是毛主席的，錯誤是大家的”。有的省在討論中強烈要求在講話中講清毛澤東犯了哪些錯誤；但也有相反意見，認為這個問題最好不講。
鄧小平在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後馬上就提出，最重要的就是對毛澤東的評價，無論如何不能發表這樣一個講話，叫人看了以後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否定了毛主席。無論如何不能這樣。這個問題是個關係非常重大的問題。這一點我不需要作解釋。大家都清楚，這對全黨、全國人民的團結，對我們黨和國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態度。
起草小組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在這篇長達兩萬多字的講話中，沒有一句對毛澤東的直接批評。因為國慶講話不是對過去30年的全麵、正式總結。但是，講話的字裏行間又暗含了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批評，這也是講話的“新”意所在。
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則是恢複了七大時的提法，即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此外再沒有提出過分的說法。其實，毛澤東本人並不讚成什麼“第三個裏程碑”的說法，對所謂的“四個偉大”也很反感。國慶講話把握好這個分寸，也是很重要的。
葉劍英國慶講話
9月17日，胡喬木就國慶講話稿起草情況向在京中委和候補中委作了說明，進一步統一了大家的認識。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也對講話稿發表了自己的意見。9月25日至28日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這個講話稿，一致認為講話稿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功績，全麵回顧了建國30年來的戰鬥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蓄意製造和推行的極左路線，初步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個對全黨全軍全國工作有長期指導意義的、非常重要的曆史文獻”。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次寫《曆史決議》的“實戰演習”。
葉劍英在9月29日舉行的隆重國慶集會上宣讀了這個重要文獻。他說：毛澤東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革命鬥爭經驗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同誌就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最傑出的代表。在評述了“光榮偉大的30年”後，葉劍英說：我們既要正視過去的失誤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計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計我們在戰勝困難和挫折中所取得的勝利。同民主革命時期一樣，我們黨和革命人民並沒有因為困難和挫折而灰心喪氣，我們總結了經驗，吸取了教訓，在政治上更成熟了，革命事業的發展更迅速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樣看待過去的30年，才符合曆史的實際，符合革命的辯證法，符合無產階級戰士不可動搖的革命樂觀主義的世界觀。
在葉的講話中，對當時十分敏感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總結。他說：“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這無可厚非。問題在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並且離開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幫”之流出於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個錯誤，把它推向極端，他們進行的長達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壞，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
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開評價“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個突破口的打開，為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解決掃除了障礙。
葉劍英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共中央認為，對過去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曆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
撥亂反正需要一個“曆史決議”
1979年12月，在清華大學校園內曾經張貼了一張署名“民聲”的大字報。作者要求：我們黨的領導人要像赫魯曉夫那樣具有大無畏的氣概，要敢於揭掉毛澤東身上的神秘麵紗，要敢於揭醜，並要求中央搞一個“秘密報告”，向全國人民講清楚“文革”到底是誰發動的，到底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這張企盼中國也搞“秘密報告”的大字報在首都高校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同年12月7日，北京航空學院也貼上了未署名的七人文章，“呼籲黨的領導人不要羞羞答答，如不清算毛澤東的錯誤，未來的一代人，包括我們仍要遭殃……”
從北京彌漫開來的這股“反叛毛澤東”的社會思潮席卷中心城市和窮鄉僻壤，這種浮躁的情緒和非理性的思維方式，令一些外國人也感困惑。一位美國記者在給他的妻子的信中坦言：“中國人的哲學，我以前一直認為是深邃無比的，可是他們的大腦又如此簡單，要麼肯定，要麼否定。”這種“非此即彼”的簡單思考，無疑是造成民族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誠然，否定毛澤東在公開和正式場合是沒有合法性的。但是，在不少文學作品中，在校園文化圈內和形形色色的沙龍中，否定、反叛乃至咒罵毛澤東的言論卻暢行無阻。
毫無疑問，撥亂反正需要一個《曆史決議》，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需要一個《曆史決議》。對黨的曆史作出嚴肅認真、客觀公正的結論，是一件極為慎重的事情，怎樣看待曆史，怎樣看待黨的領袖人物，涉及到方方麵麵的問題，弄不好就會引起思想混亂。
“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的“筆杆子”姚文元肆意篡改黨史，把黨的曆史歪曲為“路線鬥爭史”，在黨內外造成了嚴重的影響。1967年秋，他和張春橋在黨的九大之前曾到上海搞了一個所謂的“調查”，然後寫了一個“調查報告”。“報告”假借群眾之口說：群眾要求在召開九大前先修改黨史。姚文元稱：過去寫黨史都是看《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現在那個東西已經不夠用了。要搞一個適應“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曆史的材料”。這顯然是指1945年的《曆史決議》把劉少奇稱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而言。“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曆史決議》自然也就要推翻。
1967年10月，中央向全國發出《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附發了姚文元的報告。11月，中央文革小組整理了一份通報，由黨中央下發全國。通報中以“群眾意見”的形式否定《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說什麼有人建議中央作出新的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取代所謂有錯誤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並稱：九大要大講特講黨的曆史上兩條路線鬥爭，因此需要編寫一本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材料。
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把一部中共黨史描述為“路線鬥爭史”，黨內路線鬥爭成了社會上階級鬥爭最集中的表現，黨內被指為錯誤路線的分子當然地成了革命的主要對象。
於是，講黨史就是講路線鬥爭史，為了服從和服務於路線鬥爭的需要，可以任意篡改、閹割曆史，導致謬種流傳、危害甚烈。有一所高等學府開設了中共黨史課程，期末考試時，出了這樣一道試題：1924年開始的大革命的革命對象是誰？
“陳獨秀。”――有的學員不假思索地就給出了答案。
有中共黨史常識的人都清楚，科學的答案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可見，“文革”中隻講路線鬥爭史的做法造成了怎樣的惡果。
這也難怪，教材和老師都隻講路線鬥爭，出現這種答案也就在所難免。
在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中，黨的曆史就是十次路線鬥爭史：
第一次，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第二次，瞿秋白左傾機會主義；
第三次，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
第四次，王明左傾機會主義；
第五次，羅章龍機會主義；
第六次，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
第七次，高崗、饒漱石機會主義；
第八次，彭德懷；
第九次，劉少奇；
第十次，林彪反革命集團。
粉碎“四人幫”之初，又把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稱作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這種做法，顯然不利於分清是非，不利於客觀公正地評價曆史。並且使“路線鬥爭”成了“上綱上線”的依據和“上掛下聯”的工具，鬧得人人自危，談“線”色變。
要把黨的曆史，特別是建國以來黨的曆史澄清，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恰如其分地評價曆史人物，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就必須撥亂反正，以黨的決議的形式作出正確的結論。
在葉劍英發表國慶講話之後，起草《曆史決議》的工作也進入準備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