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也為中美和解創造了條件。尼克鬆上台時，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中，因而中國的外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幹擾，其結果是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受到損害。但是，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領導下，從1969年起，中國就開始有步驟地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狀態，從而使外交工作得以較快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70年代初，在粉碎了林彪集團後，中國外交進一步轉到較為務實的方向上來，中國決心改變中美長期對抗的局麵，一則是適應反對蘇聯擴張的需要，二則是想通過改善中美關係來進一步消除美國設置的阻撓中國積極參加世界事務的障礙，恢複和擴大自己的國際交往，同時還希望這有助於逐步解決台灣問題。
70至80年代，美國包括蘇聯對於中國的戰略作用的重視，還和另三個相互結合緊密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素分不開。
首先，中國的常規軍事能力不僅大大超過除超級大國外的任何其他國家，而且它還足以對任何一個超級大國構成相當大的常規軍事威脅。不僅蘇聯這樣看，美國也是這樣認識的，美國卷入越南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遏製中國，這就表明了美國對中國常規軍事能力有可能嚴重地損害美國在亞洲的利益的擔憂。
第二，中國的不結盟政策和外交上的靈活性讓人感到捉摸不定。中國和法國、英國都不同，它們因都對北約承擔了義務，因而人們不會對它們的未來的政策產生模棱兩可的看法，但中國卻保持著充分的外交靈活性，這使得美蘇都對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是否會保持其外交姿態感到信心不足。對美國來說，中國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反對“美帝國主義”表明，中國至少有可能疏遠美國，甚至還可能尋求同蘇聯和解以減輕蘇聯的壓力，此外，美中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也可能會導致中國拉開同美國的距離。
第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間的冷戰加劇是導致它們重視中國的戰略作用的第三個因素。孤立的來看，中國並不能對蘇聯構成嚴重的戰略威脅，對美國也隻在抵消蘇聯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力量上助美國一臂之力外，沒有多少直接的價值，但它們都意識到在美蘇雙邊關係中，中國既能加重也能減輕它們的衝突負擔。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獲得了一種被誇大的戰略重要性，因而當冷戰結束後，戰略三角關係也跟著結束了。
美中蘇三國之間的三角關係是不帶任何浪漫色彩的。“戰略三角關係”也有幾個不足。首先，它高估了中國的力量以及這種力量所能達到的範圍，這並非貶低了中國的重要性。不論是和美國或是蘇聯相比，在國民生產總值、武器裝備或在其領土之外投入其力量的能力來說，中國都顯得相形見絀。時至今日，中國尚未在亞洲以外的任何地區獲得反對美蘇兩個大國中任何一個的競爭優勢。
其次，這個概念還包含著中蘇關係是從屬於蘇美關係和中美關係這樣一種意思。盡管中國十分審慎地權衡世界力量的相互關係並經常采取相應的行動，但戰略三角關係僅僅勾勒出美中蘇三角關係的一個總輪廓，而要解釋其中許多具體問題時，這一概念就遠遠不夠用了。
第三，這一概念也易使人們陷入歧途，它渲染了中蘇之間的困難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的差異，把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相提並論，仿佛這兩種維係在一起的關係中包含的戰略性因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蓋過一切其他的考慮。其實，除了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之後的那幾年外，它們不可能也並沒有蓋過一切其他考慮，一些非戰略因素也經常不斷地發生作用。
總之，在70至80年代，由於國際關係發生了戲劇性和根本性的變化，美國、蘇聯和中國這三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戰略上的相互依賴性，這種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任何時候都不曾有過，其中任何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性質，都對第三國的安全有很大的影響。雖然中國並沒有取得美蘇那樣的超級大國地位，而且在三角政治中，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也僅僅是對其他兩個國家的行動作出反應而已，但這三個國家都相當注意相互間的影響，每一個國家的政策製定者都掂量其他兩個國家的有關政策，並且在製定本國政策時注意其在三角關係中的影響。由於這三個國家間的政治關係可以而且在許多方麵還必須從一種三角關係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因此，政治家和學者們都普遍地把美、蘇、中三國間的三邊關係看作是一種“戰略三角”關係。
基辛格小心翼翼走鋼絲
理查德？尼克鬆和亨利？基辛格發明了三角外交並極為成功地將其加以兜售。
1967年10月，尼克鬆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中有一段著名的話：“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1968年8月9日，他又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的記者說：“我們必須不要忘掉中國，我們必須經常尋找機會同它對話。”
基辛格也認為：“中國人民顯然是一個偉大的人民。在現有文明的地區裏，他們有著最悠久而未曾間斷過的一套統治記錄；其次，八億人民代表著人類的百分之二十五，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不管我們打算作什麼和采取什麼樣公開宣布的政策，他們都會給國際事務以影響，他們是一個現實。不管他們的政策是好是壞，都將決定和平和進步的可能性，而且不管我們要作些什麼，都是這樣……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一個緊迫的大問題是避免出現動亂的話，如果說今後20年的一個大問題是建立一個較為持久的和平的話，那麼，單單是無視八億人民這一件事，在我們看來就不可能建立和平，而這種和平與我們所說的避免危機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