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如何處理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做出相應的處理辦法。這也就是曾國藩常說的：“盛時常作衰時，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曾國藩認為，家道的長久，不是憑借一時的官爵，而是依靠長遠的家規；不是依靠一兩個人的突然發跡，而是憑借眾人的全力支持。他告訴弟弟，我如果有福，將來罷官回家，一定與你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恃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
家庭的盛衰取決於氣象，氣象盛則即使挨餓也很高興。氣象衰即使飽食也令人憂愁！
他這樣對諸弟說，我們曾家現正值全盛之時，卻不可因幾個銀子而招惹事端。如果讓賢弟去過像楚善、寬五等人那樣的艱苦生活，你能忍受一天嗎？每個人的境遇的厚與薄、順與逆，都是命中注定，即使是聖人也不能自作主張。天既然可以使我們今天處於順達的境地，當然就可以使我們明天處於艱難困苦的處境。
同治兀年（1862），曾氏家族處於鼎盛時期，曾國藩身居將相之位，曾國荃統領的人馬達二萬之眾，曾國華統領的人馬也達五千之多。曾國荃在半年之內，七次拜受君恩。盡管這還不是曾氏家族最輝煌的時期。麵對如此恩威，曾國藩早已心滿意足，甚至有點喜出望外，他禁不住喟然慨歎：“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
曾國藩不懷慕功名，誌在清淡。這既是個人修身之法，也是家法。
人世間的是是非非、功名利祿，不是你想排除掉就能排除掉的，而是你必須麵對的問題：要知道，世上有多少人都是在是是非非、功名利祿中掙紮的，每天都要絞盡腦汁與各種人過招；這還不夠，還要私下裏練拳法，才能不被打敗。一點功名、一點利祿能引起軒然大波、毀掉多少人心啊！那些讓他唾棄的事，反而讓他鍛煉了眼力。看透天下是非皆由人造。曾國藩的一生中不能缺少“平衡”兩字，他心明眼亮，能容不能容之人，能存不能存之事，這與他深厚的個人涵養有關！一個缺乏深厚自我涵養的人，到哪裏都想顯耀自己，本來自己什麼也不是，卻把自己看成是“惟我獨尊”，碰到得失不平衡，就徹底崩潰了。這些人與曾國藩一生追求的平衡心態相去甚遠，不是一、兩天能夠學會的。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是一位平衡心態的大師，他從來不去做非份之想，因為人之痛苦，絕大多數是由胡思亂想開始的；那些蠅頭小利不在他的盤算之內，他特別能做到不為成喜、不為敗惱，在身處困境時，心態端正，承認不足，治療硬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