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培養，是他的“事業”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李鴻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稱譽他“持己所學，陶鑄群倫。雍培浸灌，為國得人……知人之鑒，並世無倫。萬眾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醜”。曾國藩確有謀國之忠與知人之明。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存在久也”。
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濟濟多士。
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於鹹豐二年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幕僚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寫道：曾國藩“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讚畫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李鼎芳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中的“幕府人物總表”則開列了八十九人。
曾國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聲明“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貫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入幕。其人員分布，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畫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派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讚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製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
立世大智慧
曾氏幕府由於人數眾多，範圍廣泛，加上曾國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彙集於此”。它被譽為清中葉後人才的淵藪，殆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