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服從上級領導同謀求自身的獨立發展，這在各種不同的社會製度下都是不易妥善處理的重大問題，在專製製度下，情況更為棘手。曾國藩高出同時代人的卓識之一，是局麵做大時公開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對於鼓勵人才，曾國藩有一條很重要的體會：“人才尤應惜之，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這並不是說，曾國藩主張不分是非，倡導互相吹捧的庸俗氣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軍都必須嚴格。但在方法上則必須著眼於表揚和鼓勵，而在批評缺點錯誤的時候也必須注意選擇適當的場合，照顧對方的自尊。他的這些主張，同現代心理學有驚人的暗合之處。例如，馬斯洛就認為：“除了少數病態的人之外，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對於他們的穩定的、牢固不變的、通常較高的評價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種對於自尊、自重和來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個性心理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則是不斷追求優越，是人們行動的內驅力，它引導著個人和種族不斷進步。
曾國藩曾致信李鴻章：“昔麻衣道者論《易》雲：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羅澤南）、王璞山（王鑫）、李希庵、楊厚庵（楊載福）輩皆私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林翼）、駱（秉璋）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辟乾坤之誌，多在台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製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
自先秦荀子等人開始，就鼓勵後人超越前輩。不過，真正見諸行動，特別是軍事和政治領導者，卻曆來是鮮見的特立獨行。中國傳統文化中雖不乏尊重個人獨立人格的論述，那也不過是吉光片羽。專製製度下的上下關係以順從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為美德。曾國藩卻力倡“自立門戶”，“自辟乾坤”，把傳統文化中尊重個人的因素發揮盡致。為此，他甚至主張，寧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而能“遇事體察”者，不用“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的官氣十足之輩。這固然與他領導的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跌宕起伏，生死相尋，不能不充分發揮部屬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有關，也顯示了他罕見的胸懷。
對於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都體現了他的鼓勵下屬謀求發展的精神。李鴻章赴上海練淮軍，曾國藩說：“少荃去，我高枕無憂矣。惟此間少一臂助，奈何？”李鴻章再請，曾國藩不但欣然同意，還送上馬扶一程，令李鴻章終生銘記。
李鴻章所募淮勇到安慶後，曾國藩“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1862年2月22日李鴻章移駐安慶北門城外營內，曾國藩親臨祝賀。李鴻章深知淮勇實力單薄，難膺重任。他說敝部除張遇春一營外，均係新勇，戰守難恃，無征異地，若無精兵宿將，立有覆敗之虞。“因此，他懇請曾國藩調撥數營湘勇，以加強戰鬥力。曾國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擊，又打算憑借湘軍榜樣”為皖人之介“以陶鑄淮軍風氣，因而允其所請，陸續調撥湘勇八營，歸其節製。其中有曾國藩新兵兩營，由韓正國統事，充任李鴻章親兵；開字兩營，借自曾國荃，由程學啟統事，程係陳玉成部太平軍叛徒，其部下多籍隸兩淮；林字兩營，由滕嗣林、滕嗣武統帶，乃係江蘇巡撫薛煥使之在湖南招募而來，原為四千人，經曾國藩裁汰至千人，編入淮軍；熊字營由陳飛熊統帶，坦字營由馬先槐統帶，均係奉曾國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備湘軍部將陳士傑率領，隨同李鴻章援滬，因陳氏不願前往，遂撥歸淮軍。所有這些，就是淮軍初創時期的基幹隊伍，共計十三營，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鴻章陪同曾國藩檢閱銘、鼎、樹、慶和程學啟、膝嗣林等營，標誌著淮軍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隻能患難相助，不會同根相殘。他認為湘、淮本是一家，淮軍由湘軍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誼。對於左宗棠，雖然左在多種場合曾對曾國藩有微言，兩人也幾年不通音訊，但收新疆，他第一個薦舉左宗棠。同樣說明他的胸襟。
這使曾國藩的事業規模迅速擴大，到十年後，湘軍集團中督撫大帥，紛出並立，與曾國藩地位相當相近者就有二十餘人。這些軍隊與督撫協調行動，互相配合照應，更使曾國藩的聲望如日中天。
隻是鼓勵手下獨立發展，既有一個襟懷問題，也有一個時機問題。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在屬下自立門戶的問題上政策開明，適時加以鼓勵，使湘軍的力量發展很快，成為一個龐大的集團勢力，而且始終保持著相對的統一性，至少，他們也以曾國藩為其共同的精神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