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服從上級領導同謀求自身的獨立發展,這在各種不同的社會製度下都是不易妥善處理的重大問題,在專製製度下,情況更為棘手。曾國藩高出同時代人的卓識之一,是局麵做大時公開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對於鼓勵人才,曾國藩有一條很重要的體會:“人才尤應惜之,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這並不是說,曾國藩主張不分是非,倡導互相吹捧的庸俗氣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軍都必須嚴格。但在方法上則必須著眼於表揚和鼓勵,而在批評缺點錯誤的時候也必須注意選擇適當的場合,照顧對方的自尊。他的這些主張,同現代心理學有驚人的暗合之處。例如,馬斯洛就認為:“除了少數病態的人之外,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對於他們的穩定的、牢固不變的、通常較高的評價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種對於自尊、自重和來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個性心理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則是不斷追求優越,是人們行動的內驅力,它引導著個人和種族不斷進步。
曾國藩曾致信李鴻章:“昔麻衣道者論《易》雲: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羅澤南)、王璞山(王鑫)、李希庵、楊厚庵(楊載福)輩皆私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林翼)、駱(秉璋)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辟乾坤之誌,多在台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製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
自先秦荀子等人開始,就鼓勵後人超越前輩。不過,真正見諸行動,特別是軍事和政治領導者,卻曆來是鮮見的特立獨行。中國傳統文化中雖不乏尊重個人獨立人格的論述,那也不過是吉光片羽。專製製度下的上下關係以順從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為美德。曾國藩卻力倡“自立門戶”,“自辟乾坤”,把傳統文化中尊重個人的因素發揮盡致。為此,他甚至主張,寧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而能“遇事體察”者,不用“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的官氣十足之輩。這固然與他領導的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跌宕起伏,生死相尋,不能不充分發揮部屬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有關,也顯示了他罕見的胸懷。
對於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都體現了他的鼓勵下屬謀求發展的精神。李鴻章赴上海練淮軍,曾國藩說:“少荃去,我高枕無憂矣。惟此間少一臂助,奈何?”李鴻章再請,曾國藩不但欣然同意,還送上馬扶一程,令李鴻章終生銘記。
李鴻章所募淮勇到安慶後,曾國藩“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1862年2月22日李鴻章移駐安慶北門城外營內,曾國藩親臨祝賀。李鴻章深知淮勇實力單薄,難膺重任。他說敝部除張遇春一營外,均係新勇,戰守難恃,無征異地,若無精兵宿將,立有覆敗之虞。“因此,他懇請曾國藩調撥數營湘勇,以加強戰鬥力。曾國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擊,又打算憑借湘軍榜樣”為皖人之介“以陶鑄淮軍風氣,因而允其所請,陸續調撥湘勇八營,歸其節製。其中有曾國藩新兵兩營,由韓正國統事,充任李鴻章親兵;開字兩營,借自曾國荃,由程學啟統事,程係陳玉成部太平軍叛徒,其部下多籍隸兩淮;林字兩營,由滕嗣林、滕嗣武統帶,乃係江蘇巡撫薛煥使之在湖南招募而來,原為四千人,經曾國藩裁汰至千人,編入淮軍;熊字營由陳飛熊統帶,坦字營由馬先槐統帶,均係奉曾國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備湘軍部將陳士傑率領,隨同李鴻章援滬,因陳氏不願前往,遂撥歸淮軍。所有這些,就是淮軍初創時期的基幹隊伍,共計十三營,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鴻章陪同曾國藩檢閱銘、鼎、樹、慶和程學啟、膝嗣林等營,標誌著淮軍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隻能患難相助,不會同根相殘。他認為湘、淮本是一家,淮軍由湘軍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誼。對於左宗棠,雖然左在多種場合曾對曾國藩有微言,兩人也幾年不通音訊,但收新疆,他第一個薦舉左宗棠。同樣說明他的胸襟。
這使曾國藩的事業規模迅速擴大,到十年後,湘軍集團中督撫大帥,紛出並立,與曾國藩地位相當相近者就有二十餘人。這些軍隊與督撫協調行動,互相配合照應,更使曾國藩的聲望如日中天。
隻是鼓勵手下獨立發展,既有一個襟懷問題,也有一個時機問題。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在屬下自立門戶的問題上政策開明,適時加以鼓勵,使湘軍的力量發展很快,成為一個龐大的集團勢力,而且始終保持著相對的統一性,至少,他們也以曾國藩為其共同的精神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