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不大明白，“如今在國外生活的不少人，他們的父母不也都在國內嗎？這與你回國有什麼關係呢？”
他搖頭道：“馮市長，可能你沒有在國外長期生活過，也或者是你的情況與我完全不一樣。我和我妻子的父母都在江南省，我們生活在國外，我們都是獨生子女，總是時常會擔心我們父母的身體狀況。
開始的時候還沒有覺得有什麼，但是隨著父母年齡的增大，他們的身體狀況也就越來越大不如前。
有一年，我父親因為急性胰腺炎差點去世，我在國外一時間趕不回來，隻好天天守在電話旁隨時詢問父親的病情。後來我嶽父腦溢血去世，直到這時候我們才覺得不能再呆在國外了，因為我們那樣做是對父母最大的不孝。
國外的條件再好，但是我們的根畢竟在國內，有些東西是怎麼也不可能擺脫掉的。”
聽他這樣一講，我心裏頓時就明白和理解了。我心裏在想：如果讓我現在去到國外長期定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肯定不可能讓自己的母親單獨一個人住在國內。我也不可能讓母親和我一起去到國外，像她那樣的年齡，讓她和我一起背井離鄉可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情。
我點頭道：“這倒是。那麼，後來你怎麼又去到地方掛職了？我更好奇的是，你從地方掛職後回來怎麼不繼續留在高校任教呢？”
他苦笑著說道：“在德國的時候我認為國內最好的單位應該就是高校了，畢竟我是搞科研的。
可是當我到了高校工作後卻發現，國內的學術氛圍太糟糕了，搞學術的人也變得非常的浮躁，很多人的論文都是抄來的，而且權力在學術中占據了很大的比例，隻要是副校長以上的領導，那必定就是碩導甚至博導，就連根本不是搞學術研究的當政領導，他們居然也可以成為所謂的管理學的碩士生導師。
可是像我這種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反而成為了另類，我申報的項目根本就得不到重視。
後來，學校通知我到地方掛職，也許是因為我多次給他們提意見，畢竟我是留學的博士，如果太不照顧我的情緒他們也擔心把事情鬧大。”
我頓時就笑，“你也就服從了他們的安排？”
他笑道：“我是中國人，可能在骨子裏麵還是把當官視為一種理想吧？有人不是說過嗎？我們中國人或許是把當官當成了唯一的信仰。這樣的說法或許有些過激，但至少說明了我們很多人的一種心態。”
我笑道：“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不過好像蠻有道理的。”
他隨即繼續地說道：“到了地方後，我才發現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該幹些什麼，我對地方的那些程序什麼都不懂，所以每次在開會的時候我就隻好什麼都不講。
就那樣幾個月的時間就過去了，我覺得那樣的工作簡直就是耽誤自己的時間。
後來我就想到了自己曾經在國外研究的項目，於是就試圖說服市長投資一家專門製造高檔皮革的工廠，可是人家根本就對這件事情不感興趣，因為地方上的項目都是采取招商引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