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就在這裏開的，”他指著靠裏邊的一角說，“我就坐在那裏。”在狹窄的走廊上，鄧小平同誌說：“這個地方原來好像很寬，有次就在這裏擺一張地圖，幾個人研究怎樣往四川走。”……
此文後來又稍作補充，刊載於貴州1958年第十二期《山花》文學月刊，內容差不多。此後不久，周恩來證實鄧小平出席過遵義會議，並在會上擔任記錄。
關於周恩來的回憶，是楊尚昆談及的。那是1984年10月26日晚，楊尚昆在北京飯店宴請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時，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副研究員閻景堂在側作陪。閻景堂問及鄧小平出席遵義會議的情況，楊尚昆作了答複。閻景堂如此記述：
揚尚昆同誌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義，遵義的同誌問都是哪些人參加了遵義會議，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們又問小平同誌是否參加了？我說好像不記得他參加了。回到北京，我問周總理，總理說小平同誌參加了。當時擔任會議記錄，他是黨中央秘書長。”楊尚昆同誌接著說：“總理這麼一講，我也想起來了，還記得他當時坐的位置。小平同誌是以黨的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參加的，這是肯定的。”
陳雲的手稿中沒有提及鄧小平，可能和沒有提及伍修權一樣，一個是會議的記錄，一個是會議的翻譯。
鄧小平出席遵義會議時的身份，最初定為“《紅星》報主編”。《紅星》報是紅軍軍事委員會機關報，由總政治部出版。鄧小平作為“鄧、毛、謝、古”之一，在挨批判後，被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調去編《紅星》報。在中央蘇區，《紅星》報石印，每期印一萬七千多份。長征途中改為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伍修權在1982年第一期《星火燎原》上的《生死攸關的曆史轉折》一文中寫及：
鄧小平同誌先以《紅星》報主編身份列席會議，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正式參加會議。
對於鄧小平來說，這是他第二次擔任此職。他在1927年底，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長征途中，再次擔任此職——這時，他的前任是鄧穎超，因肺病加重，由他接替。1984年，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為美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寫“鄧小平”條目時，涉及他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時間。鄧小平說這麼一來，他不是伍修權所說“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他是1934年底開始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這一條目先是在《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五期發表，又在《黨史通訊》1984年第九期刊載。條目經鄧小平本人審定，是會議前已擔任此職。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分析，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是在黎平會議或黎平會議後，在猴場會議之前。他的前任鄧穎超和繼任者劉英都證明他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
因為陳雲手稿中沒有提及鄧小平，所以關於鄧小平出席遵義會議及其當時職務的考證，就比前十九人需要多花費一些筆墨。然而，經過考證，鄧小平終於可以列上遵義會議的第二十位出席者：
鄧小平中共中央秘書長。
早年曾一度把董振堂列入遵義會議出席者的名單，其原因是出於這樣的推理：一、三軍團的軍團長及政委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以及五軍團的政委李卓然都出席了會議，那麼作為五軍團軍團長的董振堂勢必也出席會議。
然而，陳雲手稿中隻提到“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出席會議，沒有提到軍團長董振堂——倘若他出席會議的話，陳雲手稿中是絕不會遺漏的。
另外，否定董振堂出席會議還有以下重要依據：
第一，周恩來的電報隻發給“卓然、少奇”，沒有發給董振堂。
第二，遵義會議期間，中央軍委發給五軍團的多次電報，都指名給董振堂，表明他會議期間在前線。
第三，陳雲對此作出解釋，“遵義會議是黨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董振堂同誌雖然是五軍團的軍團長，但在黨內沒有擔負負責的職務”。
這樣，董振堂沒有出席遵義會議，得以確證。
另外，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因部隊尚在烏江，未能出席會議。
這樣，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名單，得以查清。在查證之中，陳雲的手稿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因為根據陳雲手稿便可確切地定下十八位出席者的名單——除了明確提及的十七位之外，手稿中有一句寫及李德在會上“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證明李德出席了會議。
經過反反複複的考證，依據原始文獻，依據會議出席者們一次次的回憶，遵義會議終於走出曆史的“黑角”，我們可以用比較準確的線條勾勒這個被稱為中共曆史轉折點的會議的輪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