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由右向“左”偏航(2 / 2)

最合適的人選,應是蘇兆征。他是政治局常委,又是工人出身。水巧,他正生病,不能遠行。

於是,選中了向忠發。在八七會議上,他跟蘇兆征一樣,都得了全票。

另外,還指派了李震瀛作為向忠發的副手。李震瀛又名李寶森,天津人,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從事工人運動。他在1922年領導了鄭州鐵路工人大罷工,出任京漢鐵路總工會秘書長。

1925年在上海領導五卅運動。後來,又成為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領導者之一。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八七會議時,他是與會者之一。後來李震瀛參加羅章龍派,於1931年7月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此後他在上海被捕,發表聲明不再參加革命活動。獲釋後在天津敦慶隆綢緞莊當店員,後來下落不明。

曆史把機遇給了向忠發。他和李震瀛於1927年10月來到了莫斯科,這是他頭一回出國,使他有機會直接接觸共產國際的高層領導。這時,共產國際恰巧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級幹部,以擔任中共的領袖。向忠發的出現——這位四十八歲的老工人,正適合共產國際的需要!這樣,當向忠發和李震瀛在參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慶祝盛典之後,共產國際為了加以培養,又派他們前往德國和比利時,出席了“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理事會擴大會議。向忠發在會上作了中國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報告,井與德國共產黨、比利時共產黨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另外,還參加了組建在“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領導之下的“反對中國白色委員會”。共產國際的著意培養,使向忠發大長見識。

就在向忠發和李震瀛結束了歐洲之行時,他們又應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會議——1928年2月9日至25日的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在那裏舉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

那時,共產國際內部對於中國革命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是瞿秋白的“後台”——羅明納茲,他以為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中國共產黨立即行動奪取政權,實現一省數省乃至全國勝利的時候了”!正因為這樣,他主張不斷地在中國組織暴動。瞿秋白忠實地執行了這位共產國際駐華全權代表的指示;另一派則以米夫為首,他激烈地批評羅明納茲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米夫在《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一文中,批評羅明納茲:“中國資產階級不算做一種政治力量,這樣他就犯了一個錯誤,輕視中國目前革命鬥爭的一切困難。”羅明納茲反唇相譏,嘲笑米夫右傾。

瞿秋白組織的一係列暴動的失敗,特別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使羅納茲麵臨被“查辦”的危險。雖然他在1927年底回到莫斯科,但還一再鼓吹他的主張。

不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否定了羅明納茲,批評了他的極“左”主張。斯大林、布哈林會見了向忠發、李震瀛,以聯共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的名義,聯合起草了《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由共產國際執委第幾次全會通過。這個決議案,否定了羅明納茲對於中國革命的“左”的主張。

這下子,猛然抬高了向忠發的聲望。因為跟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關於中國革命的文件,在當時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羅明納茲從此一蹶不振,不久被調離共產國際,前往高加索。1930年12月,他在高加索被指控組織“廈黨集團”。1935年,被聯共(布)中央開除出黨,三十六歲的他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