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新年到了，我軍經過了半個月的休整，恢複和整頓了部隊的戰鬥組織，補充了兵員和彈藥，加修了工事，進行了政治教育，總結了作戰經驗，開展了敵前練兵，為總攻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什麼時候發起對杜聿明集團的總攻？用什麼方式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這是以粟裕為首的華野總部指揮員在一直認真觀察和研究決定的。根據陣地上了解到的情況，12月下旬雖然是連續的風雪天氣，可是敵人在包圍圈中仍然在進行部隊調動，空投也十分繁忙，估計敵人在不可能有任何援兵到來的情況下隻能走拚死突圍這一條路，而且很可能已經做了不少的準備。而這時在平津前線，我東北野戰軍大部隊已經入關，並已和華北野戰軍形成了對傅作義集團的分割包圍，敵人要想從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已經消除，南線淮海戰場配合北線平津戰場的任務已勝利完成。所以，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將其殲滅的時機已經成熟。
在如何全殲杜聿明集團的方案選擇上，華野總部準備了兩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利用敵人一心想突圍的意圖，在永城東麵和東北麵事先準備好第二道防線，然後有意將敵人引出，在敵人已經脫離陣地而我軍又早有準備的情況下，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第二套方案是不讓敵人突圍，就在他們準備突圍、調整部隊之時，突然向敵人全麵發起猛攻，趁敵人混亂時在包圍圈中將敵人全殲。這兩個方案交給各縱隊負責人討論之後，認為目前的包圍圈相當嚴密，敵人是無法突圍出去的，我軍完全可以按第二套方案向敵人發起總攻，全部殲滅敵人。
在經過了充分的研究之後，華野總部在1948年的最後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按第二套方案向中央軍委發出了請求進行總攻的報告，這是華野給全軍和全國人民奉獻的最好的新年禮物。
1949年元旦這一天，蔣介石也有所表示，他在發動並進行了兩年多的全麵內戰之後，在各條戰線全麵崩潰的時候，在這天向全國發出了求和的聲明。他說：
隻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隻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則我個人更無複他求。……隻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聽。
對於蔣介石這種為了保存反革命實力而叫喊的假和平，中國共產黨和全國的愛國民主力量，陸續給予了徹頭徹尾的批判，中國共產黨還特地提出了實現國內和平的八項條件。
也就在1949年元旦這天，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在這篇新年獻詞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在談到戰局時，毛澤東正式向全世界宣布：
戰爭第三年的頭半年（1948年7月至12月）發生了另一個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人民解放軍不但已經能夠攻克國民黨堅固設防的城市，而且能夠一次包圍和殲滅成十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國民黨的強大精銳兵團。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兵力的速度大大增加了。……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1948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在元旦期間，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當我軍在前線歡慶元旦之時，當我軍正在積極準備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之時，國民黨集團的特務頭目和情報頭目、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鄧文儀在1949年1月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向全世界發布了一個據稱是經過證實了的驚人消息：“共匪軍事首腦劉伯承已於去年12月13日在安徽宿縣西南桃關集，被國軍的飛機炸斃。”對於這一驚人的消息，我們當然用不著花費筆墨去辟謠。隻是想指出兩點：
1949年1月6日這天，劉伯承並未在淮海前線，他正在西柏坡村出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會議，並準備第二天的發言，他發言的內容，是闡述他對未來的渡江戰役和奪取全國軍事勝利的總體設想。
也就是1949年1月6日這天下午，我華野指戰員向包圍圈中的杜聿明集團發起了總攻，這也是結束淮海戰役的最後總攻。
這不是有意的安排，但卻十分巧合：我軍打響淮海戰役、向黃百韜兵團發起攻擊的時間是1948年11月6日，我軍向黃維兵團發起總攻的時間是1948年12月6日，我軍將杜聿明集團完全包圍起來的時間也是1948年12月6日，我軍向杜聿明集團發起最後總攻的時間是1949年1月6日，剛好是連續3個月的6日。在我國民間，一直有“六六大順”的說法。如果是放在淮海決戰中，似乎還有點意思。不過，這隻能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身上，如果用在當時還在掌握著國民黨政權的蔣介石集團身上，那就不僅是大大的不順，反而是大大的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