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一來，戚本禹、關鋒兩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當然被壓下了。
戚本禹幾次打電話給許立群，詢問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時可發表？許立群的答複很幹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在都不能發表。”
戚本禹、關鋒越過許立群，把兩篇文章的清樣直送彭真。彭真讓秘書給他們打電話：“彭真同誌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
直至兩個多月後，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於四月二日同時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
戚本禹所謂“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罷官》跟彭德懷聯係起來，證明“海瑞就是彭德懷”。
為了辯解，吳晗曾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排出一張時間表：
《海瑞罷官》一文發表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廬山會議是兩個月後才發生的事；
《海瑞罷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寫的，發表於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單幹風”、“翻案風”是此後才發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邏輯頗為奇妙：他引用列寧的話，“知識分子的特點就是敏感”，由此來證明吳晗的“時間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認為，吳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階級敏感性”，“預知”了廬山會議，所以“提前”寫了《海瑞罵皇帝》！也正是“預知”了“單幹風”、“翻案風”，所以“提前”寫了為彭德懷“翻案”的《海瑞罷官》。
戚本禹寫道：“古代戰爭的描寫裏有一句話：‘山下助你三通鼓’。說的是鬥將以前，為了提高己方武將的鬥誌，需要捶鼓助威。吳晗在黨中央廬山會議以前發表的《海瑞罵皇帝》，實質上是起了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吳晗的‘時間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為恰恰是這張‘時間表’，說明了吳晗的《海瑞罵皇帝》，盡管不是一幕戲劇的高潮，卻是戲劇高潮所必不可少的開場鑼鼓。”
強詞奪理、牽強附會到這種地步，是當年“左”派筆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其實，遇上姚文元、戚本禹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說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發表後幾天，四月五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署名關鋒、林傑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戚本禹、關鋒的“攻要害”的文章的發表，倒是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