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邏輯學和科學著作。通常指《墨子》書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也有人專指前四篇。談論辨學是《墨經》的重要內容，所以有的著作稱《墨經》為“墨辯”。《墨經》非墨子一人之作，大約為幾代後期墨者逐步編纂、修訂而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因為《墨經》所重視的堅白、同異、是非、五行相勝等問題，到戰國中、後期才成為學術界爭論的重要課題；《墨經》對於墨子的學說既有鮮明的繼承脈絡，也有重大的修正和發展，而且其文風與體裁與《墨子》其他諸篇也迥然不同。它的出現標誌著墨家學說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墨經》六篇中，邏輯學說占的比重較大，且已初具體係。它對於“名”(概念)、“辭”(判斷)、“說”(推理)等思維形式，作了較科學的闡述。指出概念要反映實物，判斷要表達思想，推理要指明論據，並主要研究了類比推理，提出以“辭”、“故”、“理”、“類”為基本環節的推理程序。它對於邏輯的應用、論辯的原則以及如何避免邏輯錯誤，都有較深刻的論述，認為辯學應該用來辯明真理，為解決社會實際問題服務。《墨經》的六篇各有側重：《經上》和《經說上》專列概念、概念的定義及其解釋，略相當於《墨經》邏輯的概念論；《經下》和《經說下》專列命題、定理及其說明，略相當於《墨經》邏輯的判斷論；《大取》提出“故”、“理”、“類”辯學三物，是對推理的精辟總結；《小取》則是《墨經》邏輯的總論。《墨經》的邏輯學堪與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古印度的因明學相媲美。
在哲學上，《墨經》提出了較為科學的關於時間和空間的外延定義，對於物體與其屬性的關係也有正確理解。它較深入地探討了認識的來源、過程、知識的真理性、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相互關係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發展了樸素惟物主義和辯證法。在科學上，《墨經》將戰國時期蓬勃發展的若幹自然科學技術所積累的經驗，從理論上進行了概括和總結，抽象出一係列相當精辟的概念和公式，其中主要是機械運動若幹原理、光的運動與反射、幾何學的基本概念。直到今日有些仍保有其科學價值，是中國古代科學史的寶貴資料。此外，《墨經》還涉及到某些生理現象、商品與貨幣的關係等問題。
《墨經》堪稱中國古代惟物主義和科學傳統的傑出代表，但自西漢中期儒學定於一尊後，《墨經》連同墨家整個學說便遭排斥壓抑，遂至湮沒無聞(見罷黜百家)。魏晉時期玄學流行，士人尚清談、善名理，《墨經》的邏輯思維及辯論術又受到重視。西晉人魯勝曾為《墨經》作注，可惜這第一部《墨經》注隻保存下一篇《墨辯注敘》。魯勝指出了墨辯的重要性，提出“引說就經”的研究《墨經》的正確方法，但他錯把《墨經》當作墨子本人的著作。唐朝樂台所作《墨子注》，今亦不存，書目見於《通誌·藝文略》。宋以後，統治者仇視具有人民性和科學性的墨家學說，把孟子攻擊墨者的話當作定論，墨學又成了學術研究的禁區。清中葉以後，隨著考據學的興起，墨學研究方始活躍。畢沅有《墨子注》，對《墨子》全書作係統集注。汪中首次提出《墨經》六篇非墨子自著的見解，將它們同《墨子》其餘諸篇分開研究。近代詮注《墨子》最有成就者當推清末學者孫詒讓，他的《墨子間詁》集諸注家之大成，對《墨經》六篇的注解、校勘下了相當大的功夫，為學術界所推重。《墨經》六篇行文簡古，傳本錯訛較多，經諸多學者校注，其文大致可以讀通，給後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辛亥革命前後，研究墨學特別是《墨經》成為一股潮流，其中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及梁啟超的《墨經校釋》，擺脫了經學家的偏見和考據家的繁瑣，使用現代邏輯方法闡發《墨經》的理論體係，給人以清新之感。
近幾十年來，已出版的關於《墨經》的校注、研究著作中，伍非百的《墨辯解故》、譚戒甫的《墨辯發微》、高亨的《墨經校詮》、詹劍峰的《墨家的形式邏輯》、楊寬的《墨經哲學》、沈有鼎的《墨經的邏輯學》等書，均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