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京官到申韓
曾國藩居京期間，“格書”與“檢身”一度做得如癡如狂，確實是按照程、朱理路篤言篤行，要成“內聖外王”之業，做個“天地完人”。
至於說他出山辦理“團練”軍務後又變而為申韓，也非虛枉。所謂申韓，是戰國時申不害和韓非兩人的合稱，他倆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學。
曾國藩出山辦團練兵後確是執嚴刑峻法的。他曾以團練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團練頭子直接捕殺或向上捆送“會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對所捕“匪類”懲辦不力，自行設立“審案局”，對“案犯”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最輕也要“鞭之千百”，幾個月間所殺害的人不下數百，因此落了個“曾剃頭”、“曾屠戶”的罵稱。
如果說，他對“匪類”的鎮壓什麼時候也未曾手軟過，所謂“變”，主要應從官場內部關係方麵著眼的話，那麼，他出山辦團期間在處理與湖南地方官員的關係上，不是也不憚攘臂越俎，采取剛硬的手段嗎？
2.再次奪情出山
曾國藩的再次“奪情”出山是在鹹豐八年（1858年）六月。他沒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隻在家待了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這是他表麵上安閑心裏邊卻翻江倒海的一段時日。
朝廷順水推舟地允準曾國藩在家守製，曾國藩“欲進故退”的計策落空，這真使他啞巴吃黃蓮，有苦無處言。但是，輿論卻一點也不憐憫他的處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的架式。朝中官員多以他擅自委軍為非，湖南地方上對他也頗有微詞。這時湘陰人氏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對這個人物人們不會陌生，別看他成為一大名臣還是後來的事情，這會兒作為一個幕客卻也有著在很大程度上操縱巡撫的非常權勢，他也對曾國藩大肆詆毀，輿論一時“嘩然和之”。
曾國藩既負亡父之哀痛，又為朝廷所“婉棄”，再加外間之非議，百不遂意，憂鬱難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麵前一向沉穩嚴肅的他，這時也仿佛變成了另一個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罵諸弟，甚至怒斥弟婦，性情顯得反常地粗暴起來。
他真的表現出了一種病態。歐陽兆熊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薦醫生為之診病的由頭婉言諷之，說是岐黃可以醫身病，黃老可以醫心病。意思是說應效黃老“無為”之道，改剛為柔，這樣才會防止被人忌恨攻訐，從競爭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脫出來。這可真是對症下藥，曾國藩回憶練兵領兵這數年來的經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決意改弦更張，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問題上，他即顯出了乖巧。鹹豐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軍進攻浙江，軍情比較緊急。與曾國藩有著深摯的同黨之誼的湖北巡撫胡林翼（亦湖南人），便乘機奏請讓曾國藩出山援浙。這時，曾國藩見梯即下樓，再沒有半點討價還價，痛快地應命，還真贏得了皇帝的表揚：“汝此次聞命即行，足征關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國藩再次出山後，仍是以“剿賊”為己任，對太平軍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敵對態度，恨不能一個早上滅它個根株淨盡，決沒有柔讓絲毫的意思。但在處理官場內部關係方麵，確實有了很大改變，與前判若兩人。
就拿與左宗棠的關係來說吧，本來“欲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的他，在此次出山路過省城長沙時，便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請左宗棠為他書寫篆聯，實際上是隱示自己“守雌”讓步的態度，兩人之間迅速改善了關係。如果說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改善難免有一種“湘人同黨”間顧全大局的寬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話，那麼在與非湘人同黨人物關係的處理上，曾國藩也同樣有著明顯的策略改變。
3.識時務者為俊傑
歐陽兆熊把曾國藩的此番變化看作他終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條件，不是沒有道理。曾國藩自己也對官場交際之策的這番調整非常看重，頗有得意之感。
在當年十二月間的一封家書中他就說：“吾往年在外，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以後多年間，他也時常以此作為經驗來告誡家人。
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給當時已任湖北巡撫的國荃弟寫信，就言詞諄諄地說了這麼一段話：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兄自問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按指鹹豐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憤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當時，曾國荃在官場上人際關係很僵，處境困難，心情不好，又趕上寓所發生火災，他很懷疑是有人故意報複，但又拿不到真憑實據。曾國藩寫信告誡他不能大驚小怪，胡想亂猜，免得節外生枝，為仇家利用，要“處處泰然，行所無事”。接著，就現身說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經驗之談。原來，丁巳、戊午居家期間，他進行官場處事之道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個“悔”字訣。即要接受以往自負的教訓，不要過高地自視，要多檢討自己的不足，多見別人的是處，做到“不怨不尤”。但這又決不是說要自暴自棄，甘拜下風，這隻是一種策略手段，是“用”而不是“體”。他不是明確概括出“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的原則嗎？他的“悔”字訣實際上不過是一種以柔包剛、以柔克剛，以退為進、以退促進的策略手段而已。
曾國藩常把“好漢打脫牙和血吞”這句借諸他人的話掛在嘴邊，作為警句、箴言，意在於“隱忍”之中立誌發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訣中所能包含的意蘊。
文雅點講，這是曾國藩所說的“機巧”，直露地說，就是一種以篤實作包裝的奸詐。就是在曾國藩丁父憂家居期間，他寫給當時帶兵在外的國荃弟的信中這樣說：
吾自信亦篤實一路人，隻為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恨，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麵，複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將篤實複還，萬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
這不是以去機巧返篤實來告誡乃弟嗎？裏邊還能有假？其實，世事多有“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妙境，有時候，真假虛實連當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裏呢！就在寫這封信的十天之後，曾國藩又給曾國荃寫有一信，其中這樣說道：
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托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餘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亦隨時斟酌也。
這分明又是說處事不能徒憑真意，還必須講文飾，不然就會“到處行不動”，這當然也是他憂居大悟前非的結論。那麼，“文飾”與“機巧”之間不會是涇渭分明的兩種意境吧？說穿了，經丁巳、戊午的憂居反省，曾國藩是較前變得圓滑、機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剛、以退為進的奧妙。
而依曾國藩的另一幕僚趙烈文所言，他的主人“曆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這一量化的對比，就足以證明曾國藩“變”的必要和必然了。
智慧點評
曾國藩的三變並不奇怪，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離開官場，那就必須以改變自己來適應官場環境。盡管他本來打心裏厭惡並試圖在行動上對抗官場的某些弊習，但屢撞南牆，頭上碰了一個又一個的包，疼而撫之，便要尋覓通路。“識時務者為俊傑”，這話用到曾國藩的“變”之事上，不知有幾分對錯。
No.44 自保之道，惟變惟善
名人導語
除了無窮的運動和無窮的變化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永恒的東西了。
——恩格斯
本節要點
大量裁散湘軍消除朝廷疑忌；對於朝廷調遣，盡量拖延觀望；未雨綢繆，以逸待勞。
故事案例
曾國藩是晚清最有實力的大臣。他一方麵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顧忌，敢於向自己放權。另一方麵，他同時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權勢，用實力說話，即使朝廷有顧忌，也不敢輕舉妄動。這樣，既維護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慘結局，又保持了國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麵的大動蕩。
1.大量裁散湘軍消除朝廷疑忌
清朝是滿洲貴族的天下，他們重用曾國藩等漢人，實在是迫不得已，內心深處，仍然有強烈的民族歧視。為了防止曾國藩離心離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時，也安插了湖廣總督官文、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滿蒙貴族鉗製他們。
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國剛剛被鎮壓下去，他就下令將自己直屬的曾國荃部湘軍大部分裁撤。當時朝廷也認為這是最安全的。他們覺得太平天國本不知道，除了湘淮兩係，清朝其他的武裝力量己經徹底腐朽，難堪重任了。
2.對於朝廷調遣，盡量拖延觀望
同治三年（1864年），正當曾國藩分期分批裁撤湘軍之際，僧格林沁馬隊被撚軍在湖北牽著鼻子走，接連損兵折將。清廷萬般無奈，命令曾國藩率軍增援湖北。
朝廷的這次調遣，對湘軍非常不利，所以曾國藩的態度也十分消極：
其一，攻陷天京以後，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殺驢之勢，曾國藩不得不避其鋒芒，自翦羽翼，以釋清廷之忌，為此曾國藩也滿腹愁怨。
其二，憎格林沁驕橫剛愎、不諳韜略，向來輕視湘軍，如果曾國藩統兵前往作戰，勢必會形成湘軍送死有分、論功行賞無緣的情形。
此時，曾國藩正處在十分無奈的兩難之中，不聽從調遣，是不忠；聽從調遣，是不利。公開拒絕不服從，是一個封建臣子難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毀滅性的結果。萬難之中，隻好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辭說：
臣自鹹豐四年躬親矢石，屢次敗挫，厥後十載，久未親臨前敵。即元年秋間大疫，群賊紛乘，曾國荃被圍四十六日，鮑超絕糧二日，臣俱未親行援救。本年奉諭旨，飭臣督攻金陵，臣亦未親往圍攻，非漠視也，自揣臨陣指揮，非其所長，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諸將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駐蘄、黃四百裏之內，以欽差三人萃於一隅，恐啟賊匪輕視將帥之心。
曾國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軍在黃淮大地上窮追不舍，失敗是注定的，隻是早晚的事，他斷言：“此於兵法，必蹶上將軍。”因此，曾國藩按兵不動，靜坐江寧，觀其成敗。
高樓寨一戰，僧格林沁全軍覆滅，這位皇親國戚竟然被一個年輕的撚軍戰士殺死。經過這一仗，撚軍聲勢更加浩大，他們縱橫山東、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請出曾國藩，命他辦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軍務，所用三省八旗、綠營地方文武員盡歸其節製。兩江總督由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為曾國藩指揮的湘軍、淮軍籌辦糧餉。
這本是曾國藩預料中事，當接到再次讓他披掛出征，以解清廷於倒懸之急的命令時，他卻十分惆悵。在這瞬息萬變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難預料此行的吉凶禍福。因此，還是采用拖延之法。
3.未雨綢繆，以逸待勞
在攻陷天京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曾國藩經曆了諸多政治變故，頗有些心灰意冷。當他接到“赴山東剿撚”的旨令時，切實感到“詫歎憂憤”，而且在以後的幾天裏，他連連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統兵北上，然後繞至北麵向南逼剿。
曾國藩從催令中看出此時清廷的著眼點是在於解救燃眉之急，確保京津安全。這是清廷的一廂情願，而此時曾國藩所麵臨的出征的困難卻很大。
湘軍經過裁減後，曾國藩北上剿撚不得不仰仗淮軍。曾國藩心裏也清楚，淮軍出自李鴻章門下，要像湘軍一樣，做到指揮上隨心所欲，是很難的。另外，在匆忙之間難以將大隊人馬集結起來，而且軍餉供應也不能迅速籌集。
於是，曾國藩針對一個時期裏撚軍的活動規律，僧格林沁覆滅的經驗，以及自己所麵臨的困難，特向清廷上奏，陳述萬難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個主要原因後，鑒於僧格林沁“賊流與之俱流”的經驗教訓，曾國藩認為必須以逸待勞，“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宣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製無定之賊。”
曾國藩做事向來是未雨綢繆，對於清廷隻顧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實在難以從命。連僧格林沁這位朝廷寵臣，在戰馬優良，槍炮齊備，糧餉充足的條件下，與撚軍周旋四年多的時間，尚且落得個全軍覆沒，本人也葬身沙場的結果。而自己兵力單薄，孤軍深入黃淮平原，難以調度各方，況且，一個時期裏，朝廷處處防範，若繼續帶兵出征，不知還將惹出多少麻煩。因此，他推辭說：“仰懇天恩，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稍寬臣之責任。臣願以閑散人員在營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盡瘁之大義。亦不敢久綰兵符，自知將致僨事而不預為一區。”
曾國藩以“不敢久綰兵符”來向朝廷聲明，自己並沒有貪戀軍權的企圖。又說“不敢置身事外”，是說自己責無旁貸。話說得好聽，可就是不出山。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他說：“若賊不渡黃，剿辦尚不甚難，一渡黃則手忙腳亂，萬目懸望，萬口譏議，餘實應接不暇，難乎其免於大戾矣。”
盡管他向清廷一一陳述了不能迅速啟程的原因，但又無法無視撚軍步步北進而不顧，正在其左右為難推脫延緩之際，李鴻章派潘鼎新率鼎軍十營包括開花炮一營從海上開赴天津，然後轉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撚軍北上之路，以護衛京師，給曾國藩的準備和出征創造了條件。這樣從同治四年五月末讓他出征，約經過了二十幾天的拖延後，曾國藩才於六月十州登舟啟行，北上“剿撚”。
智慧點評
正是通過拖延的辦法，曾國藩贏得了應付事態的時機，也避免了與朝廷的直接衝突，能夠在騎虎難下、進退維穀之際，促使或者等待事態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於萬難之間做到了遊刃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