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元王劉交，字遊，是高祖的同父異母兄弟。劉交喜歡讀書，多才多藝，年輕時與魯國人穆生、白生、申公一起，曾在浮丘伯那裏學習《詩經》。浮丘伯，是荀況的學生。在秦朝焚書期間，這些學生先後離開老師。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劉伯，次兄劉仲，劉伯很早即已去世。在秦末起義中，高祖被義軍推舉為沛公，在當時，景駒自立為楚王，劉邦讓劉仲與審食其留在家中侍奉太上皇劉太公，劉交、蕭何、曹參等人則隨同劉邦一起前往拜見景駒，在途中遇上項梁，劉邦與項梁共同擁立楚懷王。繼而劉邦率領義軍向南進攻南陽，從武關攻入關中，與秦軍在藍田大戰。而後劉邦率領義軍在霸上駐紮，再以後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漢王劉邦封劉交為文信君，劉交跟隨漢王，率領漢軍進入蜀郡、漢中。劉邦繼而回軍平定三秦，與項羽爭奪天下，最終劉邦逼迫項籍在烏江邊自殺，登上皇帝位。在此期間，劉交與盧綰始終跟隨在高祖身邊，隨意出入臥室，為大臣們傳遞信息，在內室商量機密，而高祖的叔伯兄弟劉賈，僅為漢軍中的一員將軍。
漢紀元六年（公元前201年），高祖撤銷了楚王韓信的封國，在楚國故地分出二個諸侯國，立劉賈為荊王，立劉交為楚王。楚國領地包括有薛郡、東海郡、彭城，有三十六座縣邑，因為此前打天下的功勞，高祖封了這二位諸侯王。高祖後來還封了次兄劉仲為代王，封了長子劉肥為齊王。
在當初，高祖還是布衣時，因為社會交往，常會帶些客人到大哥家中去吃飯。大嫂討厭劉邦常帶客人到家中來吃飯，有一次佯裝飯吃完了，用飯勺剮鍋邊，客人們聽到剮鍋的聲音，都走了。劉邦進家後，看到鍋中還有飯，為此而怨恨嫂子讓自己難堪。等到漢朝建立，高祖在封齊王、代王時，劉伯的兒子沒有受封為諸侯王。太上皇為孫子說情，高祖說：“我不會忘記侄兒的，隻是我常在想，他母親當年，做人太不厚道。”漢紀元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高祖封劉伯的兒子劉信為羹頡（jié）侯。
楚元王劉交來到封國，任命同學穆生、白生、申公為楚國中大夫。在呂後執掌朝政時，浮丘伯住在長安，元王派兒子劉郢客與申公一起，到長安跟隨浮丘伯完成學業。在文帝朝，朝廷聽說申公對《詩經》很有研究，文帝拜申公為博士。元王劉交喜歡《詩經》，元王的兒子也學習《詩經》，申公為《詩經》作注解，成為後來的《魯詩經》。元王劉交編輯《詩經》，成為後來的《楚元王詩經》，至今還有傳閱。
呂後執掌朝政時，任命元王的兒子劉郢客為宗正，封劉郢客為上邳侯。楚元王劉交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太子劉辟非在此前已經去世，文帝讓宗正上邳侯劉郢客繼承王位，這是楚夷王。申公在朝廷擔任博士，後來申公辭去朝中職務，跟隨劉郢客返回楚國，楚夷王劉郢客再次任命申公為楚國中大夫。楚夷王劉郢客在位四年去世，兒子劉戊繼承王位。文帝很尊敬楚元王劉交，元王的兒子受封的爵位與皇子一樣。景帝繼位後，要親近最近的皇室宗親，景帝封元王劉交的五個兒子為列侯：劉禮為平陸侯，劉富為休侯，劉歲為沈猶侯，劉藝為宛朐侯，劉調為棘樂侯。
當初，楚元王劉交以客禮對待同學申公等人，穆生不能喝酒，元王劉交每次安排酒宴，常要為穆生專門準備甜酒。楚王劉戊即位後，按照原來的習慣，仍然準備甜酒，一次忘記準備。穆生隨後退出酒宴：“可以歸隱了！現在沒有甜酒了，楚王對我的態度已經改變，再不走，楚人就要用鐵環套住我的脖子，推到大街上示眾啦。”穆生遂稱病，躺在家中。申公與白生到穆生家，將穆生從床上拉起來，說：“你怎麼不想一想先王劉交是如何禮遇我們的？今天為了這點兒小事，你怎麼可以這樣做！”穆生說：“易經》中講：‘在事情發生之前，即能看出徵兆，這是有神靈在相助！徵兆決定著此後事情的發展，決定著吉凶禍福。君子要及時采取行動，不要遲疑。’先王劉交以客禮對待我們三人，是因為先王還記得我們同學間當年的友情；今天的楚王劉戊忽略這些小事，是因為劉戊已經忘記他祖父與我們當年交友的情誼。已經忘記情誼的人，還能交往下去嗎？這那裏是失禮問題。”穆生遂稱病離開楚國。申公、白生仍然留在楚國，與楚王劉戊交往。
楚王劉戊逐漸變得荒淫殘暴，劉戊繼位二十年後，薄太後駕崩，劉氏宗親成員均要服喪，在服喪期間，劉戊繼續與女子做愛，被朝廷削去東海郡、薛郡，於是劉戊暗地裏與吳國合謀叛亂。申公、白生勸諫劉戊，劉戊不聽，將申公、白生關押起來，還強迫他們勞動，穿上囚徒的衣服，在集市上舂米。劉戊的叔叔休侯劉富派人勸說劉戊，劉戊竟然說：“叔叔與我不同心，我舉兵起事，首先取叔叔的腦袋。”休侯劉富害怕，與母親太夫人逃往京師長安。劉戊繼位第二十一年春天，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朝廷削去楚國部分縣邑的詔書到了，劉戊遂響應吳王劉濞，在楚國造反。楚國相張尚、太傅趙夷吾勸諫，劉戊一概不聽。還殺害了張尚、趙夷吾，劉戊起兵與吳軍會合，向西攻打梁國，攻下了梁國的棘壁，在昌邑縣南邊，劉戊率領的楚軍與漢將周亞夫大戰。漢軍斷絕了吳楚糧道，吳楚軍糧匱乏，吳王劉濞逃走，楚王劉戊自殺，楚軍遂投降。
漢軍平定吳楚叛亂後，景帝立宗正平陸侯劉禮為楚王，奉祀元王劉交的宗廟，這是楚文王。劉禮即王位四年後去世，兒子劉道繼位，這是楚安王。劉道即王位二十二年後去世，兒子劉注繼位，這是楚襄王。劉注即王位十四年後去世，兒子劉純繼位，這是楚節王。劉純即王位十六年後去世，兒子劉延壽繼位。宣帝登基後，劉延壽認為廣陵王劉胥是武帝的兒子，天下如果有變，劉胥一定會登基當上皇帝，遂暗地裏與廣陵王劉胥勾結，還為自己後母的弟弟趙何齊娶了廣陵王劉胥的女兒為妻。劉延壽與趙何齊商議，說：“我與廣陵王聯合起來，天下一旦有變，我即會發兵去幫助廣陵王，讓廣陵王登上帝位，你今天娶了翁主，到那時，你也一定會被封為列侯。”劉延壽派趙何齊與廣陵王劉胥暗中傳遞書信，說：“願意做廣陵王的耳目，大王不要行動遲緩，落在別人後邊，失去天下。”趙何齊的父親趙長年向朝廷告發此事。朝廷將案件交予有關部門審理，證據確鑿，劉延壽自殺。劉延壽在位三十二年，撤銷楚國。
當初，休侯劉富逃往京師長安，楚王劉戊造反，劉富等人受到牽連，被免去侯位，削去劉氏宗籍。後來景帝知道劉富曾經多次勸說過劉戊，重新封劉富為紅侯。劉富的母親太夫人與竇太後有親戚關係，平定崤山以東叛亂時，太夫人請求留在京師長安，被朝廷批準。劉富的兒子劉辟強等四人奉養祖母，在朝廷做官。太夫人去世後，朝廷賜予太夫人墓地，葬在靈戶。劉富的侯位傳至嫡曾孫，因為沒有兒子，撤銷封爵。
劉辟強，字少卿，也喜歡鑽研《詩經》，善於寫文章。在武帝朝，劉辟強以宗室子弟身份，參加中二千石官員在朝中的廷議，當時劉辟強的名氣在劉氏宗室中排在首位。劉辟強性情沉靜，不嗜權欲，常以讀書自娛，不喜歡做官。漢昭帝繼位後，有人向大將軍霍光建議：“將軍沒有看到前朝呂氏的敗亡嗎？將軍身處伊尹、周公的尊位，在朝中攝政掌權，卻不能依靠劉氏宗親，不能與他們一起共事，這樣做很難取得天下人信任，會有覆亡的危險。現在將軍正處在鼎盛時期，皇帝也還年輕，應該多選用些劉氏宗室子弟，多與大臣們討論問題，不要像呂氏當年掌權時那樣，這樣做才能夠消災免禍。”霍光認為說得有道理，於是選擇劉氏宗親中可以用的人。劉辟強的兒子劉德在丞相府任待詔，年紀有三十幾歲，霍光想啟用劉德。有人提醒霍光，說劉德的父親劉辟強還在，也是先帝信任的人。霍光遂任命劉辟強為光祿大夫，兼任長樂宮衛尉，劉辟強此時已經八十餘歲。後來又轉任為宗正，幾個月後，去世。
劉德，字路叔，鑽研黃老學說，聰明有智慧。劉德在年少時，多次向朝廷提出諫言，被武帝在甘泉宮召見，武帝稱劉德為“千裏駒”。昭帝繼位初，劉德被任命為宗正府丞，與其他官員共同審理劉澤（齊孝王的孫子）的謀反案件。劉德的父親在擔任宗正時，劉德改任為大鴻臚丞，又改任為太中大夫，再後來，劉德也擔任了宗正，與其他官員一起審理上官氏、蓋主的謀反案。劉德常堅持《老子》知足不辱的觀點。劉德的妻子去世後，大將軍霍光想把女兒嫁予劉德，劉德不敢娶，害怕權勢太盛。蓋長公主的孫子蓋長譚曾經攔住劉德，解釋蓋長公主的謀反案，劉德嚴厲斥責蓋長公主的行為無禮，不符合皇室的道德規範。侍禦史誤認為霍光怨恨劉德不願意娶女兒，彈劾劉德，說劉德誹謗皇帝指定的案件，劉德遭到免職，被貶為庶人，搬到一處荒僻的山野間種地。霍光知道此事後，很生氣侍禦史誤解了自己的意思，遂召回劉德，任命劉德為代理青州刺史。一年後，再次任命劉德為宗正，與劉德一起商議擁立宣帝，劉德以擁立宣帝有功，受賜關內侯爵。宣帝地節年間（公元前69-前66年），宣帝因為要親近皇室宗親，加上劉德本人行為敦厚，宣帝封劉德為陽城侯。劉德的兒子劉安民被任命為郎中右曹。在劉氏宗親裏，像劉德這樣獲得官職或者宿衛皇宮的，有二十餘人。
劉德性情寬厚，樂善好施，願意幫助他人，在審理京兆尹此前處理過的案件中，劉德平反了許多犯人。劉德家中的財產超過百萬，全部用來幫助昆弟或者招待賓客吃飯。劉德常說：“錢太多，會招來百姓怨恨。”受封為列侯第十一年，劉德的兒子劉向因為偽鑄造黃金案，被判罪服刑，劉德上書為兒子的犯罪辯護，在此期間劉德去世。大鴻臚上奏朝廷，彈劾劉德為兒子犯罪辯護，有失大臣的道德規範，不應該享有諡號，安排祭祀。宣帝製詔書，說：“賜劉德諡號為繆侯，還是要安排祭祀。”劉德的侯位傳至孫子劉慶忌，劉慶忌擔任宗正，兼任太常。去世後，兒子劉岑繼承爵位，擔任諸曹中郎將，位列校尉，後來劉岑官至太常。劉岑去世後，爵位傳予兒子，直到王莽新朝敗亡，才斷了封爵。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在十二歲時，因為父親的職務，劉更生被任命為輦郎。劉更生長大成人後，舉行加冠禮，因為劉更生注重品行休養，在朝中被任命為諫議大夫。在當時，宣帝想按照武帝朝的行事方式，在身邊安排一些儒生士人。劉更生善於寫文章，與王褒、張子僑等人一起，同時受到宣帝召見，應對皇帝策問，劉向獻上賦、頌、文章數十篇。宣帝對神仙方術很有興趣，淮南國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中說神仙可以將普通物體變為黃金，以及鄒衍重視道學，延長壽命等故事，世上很少有人讀過，而劉更生的父親劉德在武帝朝，負責審理淮南國謀反案時讀過此書。劉更生在少年時也讀過，感到很神奇，即將這部書獻予宣帝，說這部書可以指導如何冶煉黃金，宣帝詔令主管冶鑄的尚方負責此事，花了很多錢，結果並不靈驗。宣帝於是將劉更生交予有關官員查辦，有關官員認為劉更生偽鑄黃金，應該判處死罪。劉更生的哥哥陽城侯劉安民上書，願意將封邑中的一半上交給國家，贖劉更生的罪。宣帝也很欣賞劉更生的才華，過了冬天後，赦免劉更生的死罪。此時《穀梁春秋》剛剛列於學官，宣帝征召劉更生學習《穀梁春秋》，在石渠閣研究《五經》。重新拜劉更生為郎中，在黃門當差，擔任散騎侍郎、諫議大夫，兼任宮中給事。元帝即位後，太傅蕭望之擔任前將軍，少傅周堪擔任諸吏光祿大夫，二人同時負責尚書事務，受到皇帝信任。劉更生比蕭望之、周堪年輕，但是二人很看重劉更生，認為劉更生作為宗室子弟，為人正直，有學問，品行端正，於是提拔劉更生為散騎宗正，兼任宮中給事，與侍中金敞一起，在皇帝左右充當拾遺。四人同心輔政，對外戚許氏家族和史氏家族在朝中的為所欲為，橫行不法，多有怨言，中書省宦官弘恭、石顯玩弄權術。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共同商議，要向皇帝上書斥退這些佞臣。還沒有來得及實施，話被泄露出去，遂被許氏、史氏和弘恭、石顯聯合起來誣陷，周堪、劉更生被投入監獄，蕭望之被免去官職（詳情記載在《蕭望之傳》中）。當年春天地震，夏天，一顆忽隱忽現的客星在昂星、卷舌星之間出現。元帝也認為這件事情處理得過重，下詔賜蕭望之關內侯爵，享受奉朝請的禮遇。秋天，元帝召見周堪、劉更生，打算任命他們為諫議大夫，弘恭、石顯連忙阻撓，後來元帝任命他們為中郎。到了冬天，再次發生地震。此時弘恭、石顯、許氏、史氏子弟和宮中侍從、諸曹，都憤恨地盯著蕭望之等人，劉更生害怕，於是通過親屬向皇帝上書，解釋災變的原因，上書中講：
臣認為原前將軍蕭望之等人，均為朝中忠正無私的大臣，他們希望國家得到大治，但是得罪了外戚與宮中尚書。現在連路人都盼望著蕭望之等人能夠重新恢複職務，但又擔心他們會再次遭到譖毀，說犯有錯誤的大臣是否還能夠得到啟用，這種想法是不對的。臣聽說《春秋》中記載，發生地震，是因為在位執政的大臣氣焰太盛，現在再次發生地震，這可以證明，不是因為此前三位大臣的過錯。在高皇帝時，季布得罪了高祖，高祖要判季布的滅族罪，後來季布被高祖赦免，擔任漢朝將軍。在高後、孝文帝朝，季布成為一代名臣。在孝武帝朝，倪寬因為犯有重罪而被關押，按道侯韓說曾經向武帝諫言：“前些時，吾丘壽王被殺，陛下為此事仍然在後悔不已；現在要殺倪寬，以後會更加後悔！”武帝受到觸動，遂赦免倪寬，倪寬重新得到啟用，再後來倪寬做了禦史大夫，此後再擔任禦史大夫的官員，沒有一個比得上倪寬。董仲舒因為寫了有關災異的書，主父偃上奏朝廷，董仲舒因為此事而被捕入獄，判處為不道罪，幸虧沒有被殺頭，再後來董仲舒在朝中擔任太中大夫、膠西國相，因為年老有病而退休。朝廷需要製訂新的政策時，還常要向董仲舒谘詢。董仲舒成為有漢一代的名儒，董仲舒參與製訂的政策，至今對國家有益。在孝宣帝朝，夏侯勝因為犯有誹謗罪，被關押在監獄裏三年，被貶黜為庶人。宣帝後來再次啟用夏侯勝，夏侯勝擔任長信宮少府、太子太傅，以敢於直言而聞名天下，天下人均稱頌夏侯勝的美德。至於其他大臣，還有很多這樣的事例，不再逐一列舉。犯了錯誤的大臣，仍然可以為國家效力，有益於天下，以上四個例子，頗能夠說明問題。
前些時，弘恭奏言蕭望之等人有罪，他們此後受到懲治，三個月後，再次發生地震。弘恭因為有病，搬出官府，病好後，重新在內朝處理政事，仍然有天陰下雨、下雪。這樣看來，地震與弘恭有關。
臣愚以為應該斥退弘恭、以表明對誣陷忠臣的懲罰，重新啟用蕭望之等人，為朝廷疏通納賢的道路。如此，才能夠打開國中的太平之門，堵塞災異之路。
奏書遞上後，弘恭、石顯懷疑是劉更生寫的，稟告皇上要嚴查奸臣。調查結果出來後，劉更生被逮捕入獄，由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貢禹，還有廷尉一起共同審理此案。大臣們指責劉更生曾經擔任過九卿，卻與蕭望之、周堪等人，共同謀劃排擠車騎將軍史高、侍中許氏、史氏，挑撥離間皇帝與外戚的關係，想要排擠他們，獨攬大權。劉更生等人為臣不忠，僥幸沒有被殺，重新得到朝廷啟用，不思悔改，繼續挑唆他人，擾亂朝政，誣蔑大臣。為此劉更生再次被貶為庶人。蕭望之讓兒子上書，為自己申冤，弘恭、石顯暗示皇上，讓蕭望之到廷尉署當麵對質。蕭望之憤而自殺。至此，元帝才幡然省悟，但是為時已晚，元帝非常悔恨，於是提拔周堪為光祿勳，周勘的學生張猛，被任命為光祿大夫，兼任宮中給事，二人均得到元帝信任。弘恭、石顯更加惶恐，多次詆毀他們。劉更生看到周堪、張猛已經在位，希望能夠再次得到元帝啟用，但也擔心事情還會有反複，於是劉更生向元帝密封上書：
臣僥幸以劉氏骨肉身份，此前擔任過九卿，因為不夠謹慎，受到懲處，得到皇上恩典，又再次得到啟用。現在看到災異橫生，天地失和，這些均與國運有關。本來不想再說什麼，但想到即使是身居荒郊野外，忠臣也應該報效君王，這是做臣子的道義。更何況是劉氏骨肉，再加上舊恩未報！臣願意向皇上獻上愚忠，又擔心越職，但想到二件恩情均未報答，作為忠臣應該做的，就是努力向皇上表達想法，即使再回去種田，臣也毫無怨言。
臣聽說上古時舜帝任命九位官員，他們在朝中和衷共濟，相互團結。眾賢士在朝中團結，萬物在朝外也會和諧。在當時，用洞簫吹奏九次《韶》樂，迎接鳳凰來儀；還有敲擊鍾磬，欣賞百獸起舞。四海之內，一片祥和之聲。在周文王時，西部開拓，迎來很多賢士，氣氛祥和融洽，在當時，推崇禮讓之風，避免因為紛爭而引起訴訟。文王去世後，周公思慕文王的仁義，歌頌文王的聖德，《詩經》中講：“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在當時，武王、周公先後秉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歡於外，因此天下歸心，周王室繼續拓展先祖的事業。《詩經》中講：“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意思是說四方因為和諧而彙聚在王室周圍。諸侯祥和於下，蒼天賜福於上，《周頌》中講“降福穰穰”，還說“貽我厘麰”。厘麰，就是麥子，麥子從天而降。這些都是因為崇尚和諧，有了和諧，才會獲得蒼天的賜福。
在周幽王、周厲王時，朝中不和諧，朝臣間相互詆毀埋怨，詩人為此而憂慮，於是《詩經》中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小人在位而邪議橫行，朋比為奸，背離君子之道，《詩經》中又說：“相互詆毀，何其悲哀！謀之則善，否之則違：謀之不善，隻能相依！”君子獨善其身，不屈服他人的誹謗，為了國家利益，反而受到惡毒地毀傷，《詩經》中說：“勤懇做事，不敢告勞，無罪受謗，毀譽聲高！”在當時，日月昏暗無光，《詩經》中講：“初一辛卯，出現日蝕，顯示凶兆！”又講：“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致使下民，為之悲哀！”又講：“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賢良！”天上出現變化，地上出現地震，泉水奔湧，山穀移動。《詩經》中還講：“百川沸騰，山崩地裂，高岸為穀，深穀為陵。可憐人們，無動於衷！”霜降的出現，也不能夠按照時令，《詩經》中又講：“正月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流傳甚廣！”說的就是百姓，此時不能明辨是非，造成輿論混亂。朝中不和諧的現象出現，是因為賢與不肖共存，導致朝政失和而引起的結果。
從此之後，天下大亂，篡位、殺戮，各種災禍頻繁出現。周厲王逃到彘地，周幽王被殺，在周平王末年，魯隱公繼位，周王室的大夫祭伯因為關係不和，逃往魯國，《春秋》中為尊者諱，不說逃走，哀歎災禍從此開始。從此之後，周王室的尹氏在朝中世代擔任卿相，專權跋扈，諸侯國也相繼背叛王室，不再到京師來朝見周王，周王室開始衰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三十六次出現日食，五次發生地震，二次出現山崩地裂，三次出現彗星，夜間應該閃亮的星星不再出現，一次流星雨，十四次火災。胡狄三次入侵諸侯國，五塊兒巨大的隕石從天上墜落，六次鶃鳥逆向飛行，糜鹿大量繁殖，血吸蟲、蜚蟲肆虐，八哥築巢，各種怪異的現象紛紛出現。白天顯現黑夜，樹上結滿冰掛，李樹、梅樹冬天開花結果，七月下霜，草木枯死，八月豆莢遭災，天上落下來很大的冰雹。在下雨、下雪的時候，雷聲震震，水災、旱災、饑饉、蟲災、蝗災、螟災此起彼伏。在當時，禍亂頻仍，諸侯國有三十六次發生國君被弑殺的事件，五十二個諸侯國君先後亡國，諸侯國君逃離國土，不能保全社稷，此類事情層出不窮。周王室的災禍更多：晉侯在貿戎打敗王室的軍隊，在郊地與王室的軍隊作戰；鄭侯傷害了周桓王；戎狄扣壓周王室的使者；衛侯違抗周王的詔命，奉詔拒派軍隊，齊侯違抗周王的詔命而幫助衛侯；王室內五位大夫爭權奪位，三位君王先後遭到更替，沒有公理可言，在此情況下，周王室更加衰落，再也沒有振興起來。
從曆史上看，和氣致祥，乖氣致戾；祥多者國安，戾多者國危，這是不變的道理，古今一樣。現在陛下繼承三代的偉業，招攬文學士人，優遊寬容，致使各路賢士齊頭並進。可是賢與不肖混雜在一起，黑白不分，邪正雜糅，忠讒難以區分。公車署的士人人滿為患，北軍待詔的士人摩肩接踵。朝堂中大臣們意見相左，言語刻薄，相互詆毀，搬弄是非。文案疊加，奏書錯亂，前後錯繆，毀譽參半，因此難以辨明是非，造成皇上對事情的判斷，前後失據，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大臣們朋比為奸，黨同伐異，使得忠臣們屢屢遭到陷害。正派的大臣進言，隻能治標；而忠臣遭受陷害，卻成為亂的禍源。在治亂時，還沒有顯現出效果，災異就已經反複出現，這是臣為什麼寒心的地方。那些在朝中掌握權勢的人，他們的子弟把持著朝政，羽翼遍布朝野，糾合在一起，使得毀譽此起彼伏，造成意見不能統一。這是日月無光，寒霜在夏季出現，海水湧出，山穀錯位，天上星辰失序的原因，是怨氣產生的惡果。現在周代衰落的跡象，已經在本朝顯現，詩人們所諷刺的，正在一樣樣地暴露出來，要想天下太平，得到《詩經》中所稱頌的結果，這就好像是在退著走路，卻幻想著要趕上前邊的人。初元以來（公元前48-前44年），已經有六年時間，查看《春秋》在六年時間裏，出現的災異也沒有今天多。《春秋》中所記載的災異，現在頻繁地出現，但不再有孔子那樣的聖人，既是有，也解決不了當前的問題，更何況還沒有，而且情況還遠遠超過《春秋》中所描述的災變。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因為邪臣當道。邪臣之所以當道，是因為皇上的疑心太重，既然重用了賢者，本來要實施善政，一旦賢者遭到譖毀，賢者就會遭到貶黜，善政也隨之結束。陛下常抱著懷疑的眼光看人，讒賊即會乘勢而入；遇到決斷的時候，拿不定主意，致使蒙冤受屈的大臣接連不斷。奸邪小人得勢，賢能大臣遭貶，受冤枉的大臣增加，有誌之士遭遇打擊。《易經》中常講，有《否》有《泰》。小人得誌，君子受壓，君子受壓，則朝政混亂，這就是否。否者，就是閉而亂。君子得誌，小人受壓，小人受壓，則政通人和，故為泰。泰者，就是通而且治。《詩經》中說“雨雪紛紛，日出天晴。”這與《易經》中所講的道理一樣。上古時的鯀、共工、歡兜和舜、禹同在堯帝的朝堂中共事，周公和管叔、蔡叔一起輔佐周王室，在當時，不斷有讒毀的言論，流言蜚語出現，數不勝數！堯帝、周成王重用舜、禹、周公而斥退共工、管叔和蔡叔，因此國家得以大治，直到今天人們還在稱頌。孔子和季孫氏、孟孫氏同時在魯國當官，李斯和叔孫通都是秦朝的官員，魯定公重用季孫氏、孟孫氏，排斥孔子；秦始皇重用李斯，排斥叔孫通，天下隨後而大亂，至今為人們所恥笑。因此說，用人治亂，就是榮辱的開始，要看陛下選用什麼樣的人。即使選用的是賢者，也要敢於堅持，不改初衷。《詩經》中講：“我心匪石，不可扭轉”。意思是在選用賢者時，要堅定不移，要堅持始終。《易經》中說：“渙汗其大號”。意思是說，皇上發出的號令就像出汗，汗發出來了，就不能再收回去。現在皇上發出招賢令，招攬賢者，不到一個時辰，就要改變主意，這是要把汗再收回去；選用賢者，不能三個月就變，就像撥轉小石頭一樣，意誌太不堅定。《論語》中講：“看到不善的人，就像把手伸進開水一樣。”丞相府、禦史大夫府向朝廷上奏，應該斥退那些屍位素餐，占有權位的佞臣，但問題多年得不到解決。發出詔令，選用賢者，隨即又改變，這就好像是把汗又收了回去，選用賢者，不能堅持，就好像是撥動小石頭一樣；斥退奸臣，卻如同是在撼動大山，這樣做，要想陰陽協調，豈不是很難！
小人因此才會覓縫鉆孔，巧飾文字，肆意毀謗，製造流言蜚語，挑起民間的輿論大嘩。《詩經》中講：“憂心忡忡，唯恐得罪小人。”小人太多，就容易得罪。在古時，孔子和顏淵、子貢相互稱讚，並沒有結成朋黨；大禹、後稷與皋陶相互引薦，也沒有結黨營私。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們想的是國家的利益，沒有邪念。賢人在上位，引其同類，聚於朝堂施展才能，《易經》中說：“飛龍在天，大人相聚。”賢人在下位，誌同道合的人相聚，為國家舉薦賢才，《易經》中說：“拔茅茹以其彙，是吉兆。”在上引其同類，在下推薦賢才，商湯重用伊尹，非賢士則斥退，是賢士則引進，就因為同類相聚。現在邪臣與賢臣混雜在一起，同聚朝堂，邪臣結黨營私，違善向惡，詆毀賢臣，危言聳聽，就是想蠱惑皇上。假若重用這些人，天地即會發出警告，災異也會反複地出現。
自古以來，賢明的聖君，沒有不通過誅殺奸邪，而使得國家大治，因此才有了舜帝放逐四惡，孔子在兩觀下誅殺邪臣，聖人的教化才得以推行。現在陛下應該明查，真誠地思考天地的告誡，反思誅殺佞臣的必要性，從《否》《泰》卦中找出處理政務的要義，從《詩經》雨雪詩中，從周文王、唐堯帝選用賢者中，悟出可供借鑒的道理。從秦朝、魯國的滅亡中吸取教訓，思考什麼才能帶來福瑞，怎樣才能避免災禍，了解時事的變化，斥退奸臣的幹擾，杜絕奸邪小人在朝堂中結黨營私，避免忠貞大臣受到無辜地傷害，廣開納賢之路。要當機立斷，不能再猶豫徘徊，要讓是非觀念在朝中明晰地顯現出來，隻有這樣，災異才能夠消除，祥瑞才會到來，才能夠奠定天下的太平，謀求萬世的福祉。
臣幸得以作為劉氏宗親，傾吐肺附之言，確實是看到了陰陽錯謬，難以調和，不敢隱瞞心中的憂慮。臣引用了《春秋》中發生的災異，對比當今朝中的政務，分條舉例，宣泄一通。臣謹慎地密封奏書，冒死呈上。
弘恭、石顯首先看到劉更生的上書，與許氏、史氏家族中的人一起商量，更加嫉恨劉更生等人。周堪性情耿介、正直，在已經孤立的情況下，仍然寧折不彎。這一年的夏天寒冷，太陽光灰白無力，弘恭、石顯和許氏、史氏說這是因為周堪、張猛掌權引起的。元帝內心欣賞周堪，但又怕大家對周堪的非議太多，無法協調此事。當時的長安令楊興，因為個人才能而受到元帝信任，也常常稱頌周堪。元帝希望能夠從楊興那裏得到支持，於是問楊興：“朝臣們不停地在講光祿勳周堪的壞話，這究竟是為什麼？”楊興是一個圓滑的人，以為元帝對周堪不滿，便順著話講：“周堪不但朝臣們對他不滿，下邊的州郡裏也是這樣。臣聽人們說周堪在此前與劉更生等人誹謗皇室骨肉，認為這二人該殺，我以前說不能傷害周堪，是要為國家養恩。”元帝問：“是什麼罪一定要殺頭？現在呢，又怎麼樣？”楊興說：“臣愚以為現在可以賜周堪關內侯爵，享受食邑三百戶，不要讓周堪再負責朝中事務。明主不辜負師恩，這是最好的方法。”元帝也有了疑心。恰好城門校尉諸葛豐也在說周堪、張猛的壞話，元帝為此事對諸葛豐大發雷霆，罷免了諸葛豐的官職。詳情記載在《諸葛豐傳》。元帝說：“諸葛豐說周堪、張猛言行不一，朕同情他們，沒有懲治，又憐惜他們的才能還沒有得到很好發揮，現在將周堪降為河東郡太守，張猛降為槐裏縣令。”
石顯等人在朝廷的權勢炙手可熱。在此後三年，孝宣帝陵廟的闕門發生火災，在月末，又發生日蝕。元帝於是召詆毀周堪和張猛的大臣們問話，他們說此前出現的災異，是由於周堪和張猛的責任，這些人嚇得跪在地上，叩頭謝罪。元帝下詔，說：“河東郡太守周堪，是先帝信任的大臣，讓周堪輔導朕的學習。周堪品質優秀，通曉學術，議論正直，仁慈有德。常懷有憂國之心，為此而發奮努力。因為不能阿諛奉承權貴，受到孤立，遭到奸臣的壓製而被斥退，還不能為自己申辯。此前大臣們看到出現災異，不檢討自己，查明災異的原因，反而借議論天災，將責任推到朝臣的身上。朕不得已，隻好讓周堪暫時在下邊擔任郡太守，這也是在彰顯周堪的才能。周堪下去後，災異仍然顯現，這些人沒有話講了。周堪下去不到一年，郡中的三老、官員、有識之士都稱頌周堪，朝廷派出巡視的使臣，也都讚頌周堪的政績。這些足已經證明先帝生前知人善任，朕也有自知之明。俗人故意製造事端，非議詆毀賢良，假借一些難以說清的天象無事生非，讓可以講清楚的問題變得撲朔迷離，以達到陷害的目的，朕不會再受他們的欺騙。朕當時是迫於無奈，沒有堅持原則。這一向反複地出現災異，朕深感憂慮。周堪年老體弱，恐怕很難為自己伸冤，又受到他人的排擠，無力為自己申辯，現在把周堪調回長安。”而後元帝拜周堪為光祿大夫，俸祿為中二千石，負責尚書事務。張猛擔任太中大夫兼任給事中。石顯仍然插手尚書事務，尚書中的五個人，都是石顯的同黨。周堪很難向元帝反映問題，什麼事情都還要通過石顯，決定權仍然把持在石顯手中。周堪有聲音嘶啞的毛病，不能多講話，最後抑鬱去世。石顯誣陷張猛，迫使張猛在公車府自殺。劉更生對他們的遭遇很痛心，於是寫下了《疾讒》、《擿要》、《救危》和《世頌》等八篇文章，托古喻今，哀歎自己以及與自己一樣的士人。此後被棄置一旁，十多年得不到重用。
成帝登基後，石顯遭到貶黜，病死在返鄉的途中，劉更生才重新得到啟用，此後劉更生將名字改為劉向。劉向以原九卿職務擔任中郎，負責三輔地區的水利。多次向成帝密封上奏，後來劉向又擔任了光祿大夫。當時成帝的舅舅陽平侯王鳳擔任大將軍，主持朝政，背後還有太後王政君的支持，朝中大權掌握在王氏手中，王氏兄弟七人先後被封為列侯。在發生數次災異後，劉向認為當朝外戚過於顯貴，發生災異，是因為王鳳兄弟把持朝政的結果。成帝此時正在努力學習《詩經》、《尚書》，閱讀古文，成帝詔命劉向負責校勘收藏在天祿閣、石渠閣中的《五經》等古書。劉向在讀《尚書·洪範》中，看到箕子為武王解釋五行陰陽相互間的關係。於是將上古以來，從春秋戰國直到秦漢，所有的符瑞災異記錄下來，進行整理，再聯係禍福，考查它們的靈驗，加以對比分析，理出條目，劉向寫成十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洪範五行傳論》，上奏給成帝。成帝內心很清楚，劉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寫這些文章，主要是因為王鳳兄弟把持著朝政，才會有感而發，但是成帝始終不願意疏遠外戚王氏家族。
過了很久，成帝開始營建昌陵，經過幾年時間，仍不能完工，又回過頭來再修建延陵，花費巨大。劉向於是向成帝上書，提出諫言：
臣讀《易經》，裏麵有這樣的話：“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才能夠安身立命，保證社稷的安穩。”賢聖的君王，要考慮到事情的始終，深入思考，才能夠明辨是非。君王思考問題，要考慮到天地人三統之間的關係，理解天命神授，所授者須博大無邊，天下不會始終為一姓所擁有。孔子在談論《詩經》時說：“殷朝的士人聰明智慧，在京師為周的宗廟助祭，”為此而喟然長歎，說：“天命宏大！生前做過善事，會影響到子孫，須知富貴無常；否則，王公大臣們怎麼會戰戰兢兢，小心謹慎？就連百姓也常要不斷地提醒自己。”商朝的微子，在商朝滅亡後，不得不低頭做了周的臣子，痛心商朝被周朝滅亡。像堯舜這樣的聖人，仍然會有丹朱這樣難以教化的兒子；大禹、商湯有著非凡的德行，也會有桀、紂這樣難以訓導的子孫。從古至今，沒有不亡的國家。過去高皇帝推翻了秦朝，打算將國都建在洛陽，受到劉敬諫言的啟發，認為自己的德能不能與周代相比，但是好於秦，於是將國都改建在了關中，憑借著周代的德，倚仗著秦地的險阻。一個朝代持續的長短，還要看其德政實施的效果，高祖在晚年時，常戰戰兢兢地告誡自己，不敢忘記前朝覆亡的教訓。因此孔子才強調“富貴無常”，講的就是這些道理。
孝文帝的陵寢地在霸陵，北邊靠近灞河。有一次，文帝淒愴而悲涼地麵對著群臣們講：“唉！用北山的石頭做成朕的槨室，用紵絮混合生漆填縫塗抹，看誰還能夠撼得動！”張釋之進言，說：“如果陵寢中有值得偷盜的東西，就是封閉在終南山中，也會有縫隙可以鑽進去；假若沒有可盜取的東西，即使陵寢中沒有石槨，又有什麼可值得擔心？”死者已經沒有了生命，但國家還會有興替，因此張釋之的話，是在為長遠做出考慮。孝文帝悟出了其中的道理，遂改為薄葬，不再修築山陵。
《易經》中講：“古時候的喪葬，用薪柴製成棺木，埋葬在荒郊野外，不封土，也不在墳墓的四周圍栽樹。後世的聖人把薪柴改為棺槨。”使用棺槨，是從黃帝開始。黃帝葬在橋山，堯帝葬在濟陰郡，他們的墓塚都很小，葬具也很簡陋。舜帝葬在蒼梧九疑山，舜帝的二位妃子，沒有與舜帝合葬在一起。大禹帝葬在會稽，為的是不煩擾百姓。殷湯不知道葬在何處。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畢邑，秦穆公葬在雍邑槖泉宮祈年館的下邊，樗裏子葬在武庫，他們都沒有堆起很高的陵寢。這些都說明了聖帝、明王、賢君、智士考慮的長遠，為長遠而設計。他們的賢臣孝子也能夠秉承遺命，按照他們生前的遺願實施薄葬，這也是在真誠地奉安君父，忠誠至孝的表現。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負責安葬哥哥，用的葬具很簡陋。孔子在防邑安葬母親時，提到在往古時，葬親人不修築墳丘，孔子說：“我孔丘，常常要周遊天下，不能在返回後，認不出母親的墳塋。”因此才把母親的墳墓堆成四尺高的土丘，遇到雨水，墳丘崩塌。孔子的弟子幫助修繕，告訴了孔子，孔子流著眼淚說：“我聽說，古時候的人是不修築墳墓的。”為此還責怪他們。延陵季子出使齊國回來，兒子死了，葬在嬴邑、博邑之間，墓穴向下沒有挖到水層，殯殮時就穿著平時的衣服，封土僅達到手臂的高度，和手伸出來一樣高。季子邊哭邊說：“骨肉又回到了土中，這是你的命啊，讓魂靈飄蕩吧。”嬴邑、博邑距離吳地有上千裏，季子沒有把兒子送回去安葬。孔子生前去看過，說：“延陵季子所做的，符合禮製。”因此仲尼作為孝子，延陵作為慈父，舜禹作為忠臣，周公作為悌弟，他們在埋葬君王、骨肉時，都是施行的薄葬；不是舍不得花錢，而是以符合禮製為標準。宋國的桓司馬為自己的喪葬準備石槨，仲尼說“不如認屍體在地底下很快地朽爛。”秦國的國相呂不韋召集很多文人編撰《呂氏春秋》，也是強調薄葬的意義，他們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等到吳王闔閭時，違背禮儀，要施行厚葬，才過去十幾年，就被越人發掘。到了秦惠文王、武王、昭王、莊襄王時，更是大興土木，營建很大的墳丘，裏邊埋藏有很多的珍寶，結果全部被發掘，屍骨暴露在野外，真是令人哀歎。秦始皇葬在驪山的山坳裏，往下一直挖到第三層水源，上麵的墳丘高如山陵，高度達到五十幾丈，周圍環繞五裏多；墓壙中以石為槨，用人膏點燃燈燭，用水銀布設江海湖泊，用黃金做成鳧雁。所藏珍寶之多，所設機械之巧，棺槨的華麗，宮館的華美，難以描述。還殺了很多宮人，活埋了很多工匠，人數達到上萬。天下的百姓因為無窮的徭役而造反，驪山的墓壙還沒有修築完畢，周章的百萬造反大軍就已經兵臨城下。項籍一把火燒掉了這些宮館樓宇。此前很少有人聽說過墓壙被發掘，後來有一位牧羊兒丟失了羊，羊跑進墓穴，牧羊童持火把進去尋羊，不小心一把火燒毀了棺槨。從古至今，埋葬沒有比始皇帝更為奢華的，才過去幾年時間，外遭項籍的火災，內遭牧童的火患，其遭遇真地是令人歎息！
因此德厚者更要求葬薄，智深者葬具愈少。隻有那些無德寡智的人，才會葬具豐厚，墳丘堆得越高，宮廟修建的越華麗，被人盜掘的機會就越大。從這些事實來看，賢愚的結果，喪葬的吉凶，昭然可見。周代的德政在開始衰落時，喪葬開始變得奢侈，周宣王賢德，周王室再次中興，周宣王要求儉省宮室，縮小寢廟。詩人為此而讚美周宣王，《斯幹》這首詩寫的就是這件事情，上篇寫的是王室宮殿遵守禮製，下篇寫的是子孫繁多。到了魯莊公，開始修飾宗廟，修建了很多宮館苑囿，其結果是後嗣斷絕，《春秋》因為此而譏諷魯莊公。周宣王所做的，使得國家不斷地繁榮昌盛，魯莊公、秦始皇所做的，是在他們的身後，國家歸於滅亡，這些正是奢、儉帶來的結果。
陛下登基之後，躬行節儉，初陵開始修建時，規模還很小，天下人都認為陛下賢明。等到修建昌陵，將陵寢修得如此之高，墳墓堆得像山丘一樣，發掘百姓的墳墓，多達數萬，陵寢地所在的縣邑，還要修建房屋，工期緊迫，費用浪費達上十億。已經死亡的百姓親屬在地下怨恨，生活在地上的百姓則愁腸百結，怨氣撼動陰陽，災荒饑饉頻仍，百姓為此而流離失所的，達十幾萬之多，知道情況的臣下無不為此感到哀痛。假若死者有知，墳墓遭到挖掘，帶來的禍患就大了；假若死者無知，把陵寢修築得如此高大，又有何益處？與賢者、智者談起這些來，他們都認為這種做法不明智，與百姓談起來，他們更是叫苦連天；這些景觀隻能滿足愚夫，崇尚奢侈人的觀感，又有多大的益處？陛下仁慈敦厚，聰明蓋世，應該弘揚漢家的美德，崇尚劉氏的仁愛，光昭五帝、三王的仁政，但是陛下現在卻在與暴秦亂君攀比奢侈，比誰的陵寢更為高大，以滿足那些愚夫的觀感，為一時的虛榮而誇耀，違背賢智之心，忘卻萬世安危，臣深為陛下感到羞愧。希望陛下遠向古時的黃帝、堯帝、舜帝、禹帝、湯、文、武、周公、仲尼學習，近則要細細領會穆公、延陵、樗裏、張釋之的用意。孝文帝摒棄高大的陵寢而實施薄葬，由於節儉而得以安寧，可以效法；秦昭王、始皇帝堆山藏厚，奢侈無度卻帶來禍患無窮，這些都可以引為借鑒。初陵的規模，還是要征詢公卿們的意見，讓百姓們得到安寧。
諫書遞上去以後，成帝讀了很感動，但還是下不了改正的決心。
劉向看到社會風氣崇尚奢靡，趙皇後（飛燕）、衛婕妤出身卑微，做事情逾越禮製。劉向認為君王的教化應該從內向外，從最近的人開始。於是采錄《詩經》、《尚書》中所記載的賢妃貞婦，興國安家可以效法的，還有因為庶出，受到君王寵幸而導致國家禍亂的，編寫了一本書，叫做《列女傳》，一共八篇，用來勸誡天子。又采錄了一些傳記、行事的方法，寫下《新序》、《說苑》等五十多篇，上奏給成帝。劉向多次向成帝上書，陳述利害得失，禍亂教訓。這樣的奏書遞上去幾十次，以供成帝閱覽參考，希望能夠拾遺補缺。成帝雖然沒有全部采納，但對劉向的一片忠心，常感歎不已。
成帝一直沒有兒子，朝政又掌控在外戚王氏手中，災異頻繁地出現。劉向對陳湯在西域憑借勇敢智慧建立的功勳非常讚賞，與陳湯的關係很好，私下裏和陳湯談論：“災異如此頻繁，而皇帝的外戚在朝中又如此權勢熏天，這種情況早晚要威脅到劉氏的江山。我因為是劉氏的同姓宗親，世世代代蒙受著漢室的恩惠，作為劉氏宗親遺老，經曆了三朝皇帝。皇上把我當作先帝的舊臣，每次召見都特別厚遇，我要不講話，誰還敢講話呢？”劉向又向成帝密封上奏諫言：
臣聽說君王都是希望天下太平的，可是危亡的事情還是會發生，君王都是希望國家可以永續的，然而國家最終還是會滅亡，這其中的道理，主要是因為用人失查。奸佞的大臣掌握著國家大權，操控朝政，沒有不危及到社稷的。在古時候，晉國有六卿，齊國有田氏、崔氏，衛國有孫氏、寧氏，魯國有季氏、孟氏，他們都長期把持著國家的權力，世代掌控著朝政。田氏最終取代了齊國的薑氏；六卿最終瓜分了晉國；崔杼殺害了國君光；孫林父、寧殖趕跑了國君剽，最後殺害了國君剽；季氏在家中的大庭觀賞天子才能享有的八佾舞，三家在祭祀中享受著天子才能享受的《雍》樂，三家把持著魯國朝政，最後一起趕走了魯昭公。周王室大夫尹氏幹預朝政，王室政治混亂，兒子姬朝、姬猛交替廢立，經過很多年王室才安定下來。所以《詩經》中講“王室紊亂”，又講“尹氏殺害王子姬克”，造成的危害如此之大。《春秋》中列舉了很多的成敗得失，舉了很多災祥禍福的例子，像這類事情，可謂是舉不勝舉，都是陰盛而陽衰，下麵的大臣失去臣道所致。所以《尚書》中講：“臣子如果作威作福，小者害家，大者害國。”孔子說“權力離開公室，朝政掌握在大夫手中”，都是危亡的徵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和涇陽君、葉陽君專權擅政，背後憑借著太後的權威，三個人的權力超過了秦昭王，家中的財富敢於與國家相埒，國家已經很危險，幸虧有範雎的提醒，秦國的政權才得以穩固。二世皇帝把大權交予趙高掌握，趙高專權跋扈，蒙蔽大臣，最後才有閻樂在望夷宮殺害二世皇帝的悲劇發生，秦朝雖然滅亡。然而近事不遠，下邊就是漢朝的建立。
漢朝建國初，呂氏家族無道，在朝中掌握朝政，擅自奪取相位，濫封呂氏為王。呂產、呂祿倚仗著太後的權威，竊取將、相的尊位，還掌握著衛戍京師的南軍、北軍，呂氏子弟受封為梁王、趙王，驕橫跋扈，幾乎危及到劉氏的江山社稷。幸虧有忠心為國、正直的大臣絳侯周勃、朱虛侯等人，竭誠維護漢室，盡忠守節，誅殺了呂氏家族，劉氏的江山社稷才得以保全。現在王氏一姓乘坐朱輪華轂車的，有二十二人，穿青紫貂皮的王氏子弟充盈在帷幄內，盤踞在朝堂中。大將軍王鳳專權擅政，受封為列侯的五位王氏驕奢淫逸，作威作福，為所欲為，牟取私利，假公濟私，依靠著東宮的權威，與皇帝又是甥舅關係，權力實在是太大。尚書九卿州牧郡守，都要經過王氏的任命，他們掌握著中樞機要，朋黨肆虐。稱譽者引進，忤逆者誅殺；遊說者得利，掌權者代言。排擠宗室，削弱公族，對待劉氏宗親中有智慧的人，更是肆意毀謗，阻塞劉氏宗親子弟進入仕途。不讓劉氏宗親子弟在朝中擔負重要職務，也不讓他們接近宮廷，唯恐與王氏家族分權；總是提到燕王、蓋主，以此來加重皇上的疑心，避免談到呂氏、霍氏，擔心與他們現在的獨攬朝政相互關聯。對內，他們有著管叔、蔡叔的叛逆野心，對外，卻又要假托是周公為國家在輔政。王氏兄弟相繼受封為列侯，成為朝廷的重臣，王氏宗族在朝中盤根錯節，把持著各個權力部門。從上古到秦漢，外戚擅權，還沒有像王氏家族這樣。就是周代的皇甫、秦國的穰侯、漢朝的武安侯、呂氏、霍氏、上官氏，也難以與他們相比。
物盛必然有非常之象，以告誡人們警覺。在孝昭帝朝，巨大的山石在泰山上聳立起來，已經僵臥的柳樹在上林苑抽芽複活。此後就有了孝宣皇帝的繼位，現在王氏在濟南的先祖墳墓，棺床上的柱子居然長出了枝丫，還長出地麵，根插在土中，非常茂盛，就是立起來的山石，重新發芽的柳樹，也沒有像這種異象令人驚恐不安。事物的怪異與人物的權勢，竟然同時顯現，王氏和劉氏怎麼可能同時並立，現在從表象上看，劉氏的江山還像泰山一樣穩固，其實就好像是壘起來的雞蛋一樣危險，令人擔心。陛下作為劉氏子孫，守護著劉氏宗廟，卻將國祚移於外戚，將皇帝的尊位降為扈從地位，陛下就是不為自己考慮，奈何要將祖宗的廟堂放置何處！一個女人已經出嫁，應該想到的首先是丈夫家人的利益，而將父母家族擺放在次要位置，而今皇太後卻與此相反。對比孝宣帝當年，宣帝沒有將權力交予舅舅平昌侯、樂昌侯，這些外戚的地位，也因此得以保全。
聰明的人，迎來福祉於無形，銷除禍患於未然，陛下應該頒發明詔，表明態度，皇帝要更多地親近劉氏宗親，重用劉氏宗親，疏遠外戚，收回外戚的權力，讓他們回到家中，效法先帝對待外戚的方式，可以在錢財上厚待他們，這樣做也可以保全外戚家族，這也是在向東宮表示誠意，讓外戚獲得福佑。王氏宗族得以保全，享受爵祿，劉氏天下得以安寧，不會讓社稷受到威脅，宗室與外戚，和睦相處，這也是為了子孫後代在考慮，讓他們世代享受福祐。如果還不盡早采取措施，田氏篡奪齊國的悲劇，還會在本朝上演，六卿瓜分晉國的悲劇，還會重現於漢室天下，為了子孫後代的利益，不能不認真地思考，認真地對待，不可不早做謀劃。《易經》中講：“君不謹慎，即會失去臣的忠誠；臣不謹慎，即會失去身家性命；做事不謹慎，則會一事無成。”願陛下深思熟慮，謹慎對待，警惕過往的教訓。把事情做得穩妥，不出紕漏，讓劉氏宗廟得以穩固，使皇太後得以安享晚年，天下幸甚。
奏書遞上後，成帝召見劉向，哀傷歎息一番，對劉向說：“君且將此事放一放，讓我再想一想。”成帝任命劉向擔任北軍的中壘校尉。
劉向為人簡易隨便，沒有架子，崇尚儉樸，不結交世俗，專心致誌於經學研究，白天大聲地誦讀經書典籍，夜晚則觀查星象，甚至通宵達旦。成帝元延年間（公元前12-前9年），有彗星在東井方向出現，蜀郡的岷山崩塌，壅塞住岷江。劉向認為這是不祥之兆，詳情記載在《五行誌》。劉向放心不下，又向成帝上奏，內容如下：
臣聽說舜帝當年告誡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樣倨傲；周公告誡成王，不要像紂王那樣暴虐。《詩經》中講“殷鑒不遠，就在夏朝末世”，也是在說商湯在告誡後世，要以夏桀為教訓。聖明的帝王常以天下禍患告誡後人，不忌諱談論國家興廢的道理，因此臣才敢不避愚昧，談論興廢，願陛下留意。
查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出現三十六次，魯襄公時最為頻繁，每三年五個月就會有一次日食出現。漢朝建立以來到元帝竟寧年間（公元前33年），孝景帝朝日食出現得最多，每三年一個月就會出現一次日食。臣劉向此前說過要出現日食，現在連續三年出現日食。自從建始（公元前32-前29年）以來，二十年間八次出現日食，平均二年六個月就會出現一次，這種現象古今罕見。怪異出現有大小，有緩急，聖人將這些現象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易經》中講：“觀查天文，以察時變。”古時候孔子把魯哀公與夏桀、殷紂的暴虐並列起來，當時曆法混亂，攝提星方位偏離，造成無法判斷時間，這是政權更替時出現的異象。從秦始皇駕崩到二世皇帝繼位，出現了很多的日食月食，山崩地裂，啟明星在四季的月初出現，太白金星在中午還懸掛在天空，天上沒有雲彩卻發出陣陣的雷聲轟鳴，流星頻繁地出現，熒惑星襲月，宮廷發生火災，野禽在宮廷的院落中降落，官署的大門向內傾倒，臨洮縣出現巨人，東郡降落隕石，大角星方位出現彗星，遮蔽大角。從孔子的感歎，再思考暴秦時的怪異現象，天命確實可畏。項籍將要敗亡時，大角星方向出現彗星。漢軍進入秦地，五星在東井彙聚，這些都是天象感應。在孝惠帝朝，天上落下血雨，太陽、月亮在運行的交彙點衝突，遮蔽了太陽的光線。在孝昭帝朝，泰山上的臥石自然立起，上林苑的僵臥柳樹重新發芽，巨大的星星像月亮一樣向西運行，後邊跟隨著眾星，景象非常怪異，這是宣帝即位的象征，巨大的流星落向西方，天氣陰沉，二十幾日沒有下雨，這是昌邑王不能繼位的異象。詳情記載在《漢紀》。觀查秦、漢的交接，思考惠帝、昭帝沒有後代，再來看昌邑王失去封國，宣帝的登基繼位，上天對於人事的安排，豈不是早就在明確地告誡人們！商代的高宗武丁、周代的成王，在當時，有野雞在鼎耳上鳴叫，高宗為此而發奮努力，高宗武丁此後有百年之福，周成王有風向反轉的上天感應。神明效應，如影隨形，道理都是相通的。
臣有幸作為漢室宗親，真誠地看到陛下有寬厚、聖明的德行，想消除出現的災異，重新再現高宗武丁、周成王時的盛世，使得劉氏的宗廟社稷繼續得到尊崇，因此而甘冒殺頭的危險提出諫言。現在日食頻繁地出現，彗星又在東井方向出現，攝提星侵犯紫宮星，有見識的老人看到這些現象，都很驚恐，這是大災變的徵兆。很難用一兩句話講得清楚，《易經》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因此還需要設卦布爻，解釋它們的含義。《尚書》中講“用圖來解釋”，天文很難用圖象解釋得清楚，臣雖然需要圖象來幫助，還是要用嘴來分條縷析，才能夠講得明白，希望在一個方便的時候，臣采用繪圖的方式，向陛下一點點地說明。
成帝於是把劉向召入內廷，但還是不能重用劉向。每次召見劉向，劉向都要向成帝強調，劉氏宗親如同大樹的枝葉，枝葉落盡了樹幹就會得不到保護，現在陛下疏遠了皇室宗親，外戚在朝中掌控著大權，重要職位不在宗室手中，權力歸於外戚，這不是加強劉氏宗親、削弱外戚、保全社稷、鞏固江山的做法。
劉向自以為得到了成帝信任，常常向成帝誇耀劉氏宗親，譏刺王氏和在位的大臣，言辭懇切，出於至誠。成帝也多次想提拔劉向，擔任九卿，但是得不到王氏的支持，也得不到丞相、禦史大夫的支持，最終沒有任命劉向擔任重要職務。劉向在朝中擔任大夫前後三十幾年，七十二歲時，去世。死後十三年王氏篡位代漢。劉向的三個兒子聰明好學；長子劉伋以教授《易經》出名，官職做到郡太守；二兒子劉賜擔任九卿丞，很早去世；小兒子劉歆最有名氣。
劉歆，字子駿，從小喜歡學習，精通《詩經》、《尚書》，能夠寫出很漂亮的文章，受到成帝召見，在宦者署擔任待詔，後來擔任黃門侍郎。河平年間（公元前28-前25年），劉歆受詔與父親劉向一起，校勘皇家收藏的圖書，從六藝傳記，諸子百家、到詩賦、算術、方技，無所不通。劉向去世後，劉歆再次在北軍擔任中壘校尉。
哀帝剛繼位，大司馬王莽舉薦劉歆，說劉歆是皇室宗親裏最有才學的人，哀帝任命劉歆擔任宮中侍從、太中大夫，兼任騎都尉、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很受哀帝的信任。劉歆負責《五經》的整理工作，繼承父親此前做過的校勘經書工作。劉歆編輯六藝群書，將它們分門別類，編為《七略》。詳情記載在《藝文誌》。
劉歆和劉向，最初都研究《易經》，在宣帝朝，宣帝下詔，讓劉向學習《糓梁春秋》，精心學習了十幾年，劉向對《糓梁春秋》有很深的研究。等到劉歆開始校勘皇家密室所收藏的古書，看到古文《春秋左氏傳》，劉歆很喜歡。當時丞相府丞史尹鹹研究《左氏春秋》，尹鹹與劉歆一起校勘古書典籍。劉歆又跟隨尹鹹向丞相翟方進學習，探討經學大義。《左氏春秋》中有很多古字古意，學者最初隻是在訓詁方麵下功夫，到了劉歆研究《左氏春秋》，改用《左傳》來解釋經文，這是一種新的治學方法，從此又有了以章句來解釋義、理。劉歆是一位性格沉靜，聰明好學的士人，父子二人都喜歡研究古文，劉歆博聞強記，超過當時一般人。劉歆認為，左丘明的好惡與聖人是一樣的，與孔子又是同一時代的人物，而公羊高、穀梁赤隻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後的人物，傳聞與同時代所親身經曆的在敘述上一定會有很大差異，劉歆為此多次與父親劉向辯論，劉向不能解答，然而仍然堅持《穀梁春秋》是對的。劉歆受到哀帝的信任後，劉歆諫言哀帝將《左氏春秋》與《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一起全部列於學官，設置博士講授。哀帝詔令劉歆與《五經》博士一起，闡明自己的觀點，《五經》博士不願意同劉歆辯論，劉歆於是用書麵形式質問太常博士：
在上古時，唐堯、虞舜之後，夏、商、周三代興起，聖帝明王，先後出現，前後繼承，他們的業績輝煌燦爛，到了周王室衰微，禮樂不行，道義難以繼續，才出現此後經義紛亂的現象。孔子擔憂道義難以推行，遂周遊列國。從衛國返回魯國後，孔子開始整理音樂，將《雅頌》作為正音；又修訂《易經》，整理《尚書》，編撰《春秋》，在書中闡述帝王治國理政的道理。等到孔子去世後，對過往曆史的嚴肅批評就聽不到了，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去世後，就沒有人再為經學申張大義。接下來遭遇戰國，拋棄禮儀，諸侯國間重視的是窮兵黷武，孔子崇尚的道義已經不再有人欣賞，諸侯國間崇尚的是孫吳殺伐詭詐之術。暴秦走向極端，焚燒經書，坑殺儒生，製訂禁書的律令，就連肯定古代也要定罪，道術遂遭到毀壞。漢朝建國後，離開聖帝明王的世代已經異常久遠，孔子堅持的道義也荒廢了很久，想繼承也沒有可以遵循的法度。當時隻有叔孫通略微懂得一些禮儀，天下隻保留下來用於占卜的《易經》，找不到其它典籍。到了孝惠帝朝，才廢除了藏書令，可是公卿大臣，像絳侯周勃、灌嬰等人，都是一些赳赳武夫，他們對讀書不感興趣。到了孝文帝朝，才開始由掌故晁錯從伏生那裏學習《尚書》。《尚書》從牆壁中取出來時，有很多已經散亂，當看到還有古書存在，大家又開始跟隨老師學習經書。《詩經》的學習也隨後蔚然成風。天下的古書不斷地湧現，尤其是諸子百家的學說，於是朝廷安排了學官，每種學問都有專門的博士。然而漢初的大儒，出名的隻有賈誼。到了孝武帝朝，在鄒地、魯地、梁地、趙地，又出現了一批《詩經》、《禮經》、《春秋》的名師，他們大部分是在武帝建元年間（公元前140-前135年）出現。在當時，一個人還不能完整地講解一部經書，有的人鑽研《雅》，有的人鑽研《頌》，幾個人才能夠講解一部經書。《泰誓》這篇古文尚書，也是在後來才發現，博士們聚集在一起研究。武帝有詔書說：“禮崩樂壞，書簡脫落，朕深感憂慮。”在當時，漢朝建國已經有七十餘年，離開經書的學習，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
魯恭王劉餘拆毀孔子的舊宅，準備擴建王宮，在孔子舊宅的夾壁中發現古文，有三十九篇《逸禮》，十六篇《尚書》。在武帝朝天漢年間（公元前100-97年），孔安國將這些古書獻予朝廷，因為有巫蠱案的影響，倉猝間，沒有將這些古書列於學官。《春秋左傳》是左丘明編撰，是古文舊書，多達二十餘部，均藏在皇家秘府，沒有公開。孝成皇帝痛感文獻的缺失，有些已經失去原意，於是詔命學者整理皇家藏書，校勘舊文，才有了這三部古書的問世（《古文尚書》、《逸禮》、《左氏傳》），用來檢驗學官所教授的內容，發現有些經書已經脫簡，有些簡牘編排錯亂。在民間尋訪學者，有魯國的桓公、趙國的貫公、膠東國的庸生，他們所教授的與這些古文相同，因為受到壓製，而不能得以流傳。這也正是有識之士深感痛心的，士人們常常為此而歎息。過去不能求學的人，不願意拋棄這些已經缺失的文章，因陋就簡，分文析字，盡管文章破碎，學者終其一生，還不能讀完一部整書，有些相信今文的學說，否定古文的學說，因為他們找不到古書來學習，因此當國家要舉行大典的時候，比如說建立辟雍、封禪、巡狩等禮儀，隻有不斷地摸索，不知道原來禮儀是怎樣設置的。於是抱殘守缺，也是害怕出現紕漏，不敢麵對現實，有了這樣的私心，即不願再從公心出發，采納正確的建議，或者詆毀，或者妒忌，不能從實際考慮，或者人雲亦雲，隨聲附和，這三部古書遲遲得不到承認，以至於有些學者說什麼《尚書》已經完備，說什麼左氏沒有寫過《春秋》，等等，這些論調實在是荒謬可悲！
現在聖上聖德通明，繼承傳統，弘揚偉業，也痛惜當今文學的錯謬，學者的碌碌無為，抱殘守缺，雖然聖上言辭懇切，但奈何有些學者模棱兩可，喜歡追隨大流，這種思想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因此皇上才頒下明詔，將《左氏春秋》列於學官，派身邊的大臣傳達詔命，扶持衰微的經學，與誌同道合者一起同心協力，繼承這些曾經失傳的古文經典。現在的情況還不能樂觀，有些學者態度頑固，拒絕討論問題，以不予理睬的態度來對待皇上的明詔，想以此來阻塞學問的探討，把沒有得到肯定的微學扼殺。大家喜歡安享已經定論的事情，不願意知難而上，從頭再來，這是常人的態度，不是有誌君子的作為。更何況是幾本古典經文，雖然先帝親自過問，當今聖上也非常重視，這些古文舊典，也均有明證，民間與皇家的圖書收藏均可以證明，學者們豈能夠以敷衍推諉來對待此事！
古人常講：“禮失而求之於野。”現在找到的這些古文，不就是求之於野得到的嗎？在博士中，過去精修《尚書》的有歐陽，精修《春秋》的有公羊，精修《易經》的有施、孟，然而孝宣帝還是要設立學官，講授《穀梁春秋》、《梁丘易》與《大小夏侯尚書》，書義中即使有衝突，但仍然能夠置於同樣重要的地位。為什麼？與其有衝突而廢，寧可讓衝突保留。《論語》中講：“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於人；賢者誌其大者，不賢者誌其小者。”現在有這樣的幾家言論，包羅了大小經義，怎麼能夠隨意廢棄！假若一定要抱殘守缺，黨同伐異，妒忌真實道義的再現，違背皇帝的明詔，辜負聖意，陷文吏於無謂的爭執中，這不是君子應取的態度。
言辭懇切，眾位大儒看了劉歆的上書後，群情激憤，有一位有名望的大儒——光祿大夫龔勝，看了劉歆的上書，深感恥辱，請求乞骸骨，退休回家養老。至於大儒師丹，當時在朝中擔任大司空（禦史大夫），更是勃然大怒，上奏哀帝，說劉歆亂改章程，非議詆毀先帝所設立的學官。哀帝說：“劉歆無非是想擴大經學研討的範圍，怎麼就是非議詆毀呢？”劉歆這下子得罪了滿朝的大臣，被那些宿儒、名臣群起攻擊。劉歆擔心被殺，於是提出來到外地做官，哀帝任命劉歆為河內郡太守。漢朝製度，皇室宗親不宜在三河郡為官，哀帝又改任劉歆為五原郡太守，後來劉歆轉任為涿郡太守，在三個郡先後擔任郡太守。過了幾年，因為有病，免官回家，在家中又重新被啟用，擔任安定屬國都尉。哀帝駕崩，王莽執掌朝政，王莽在年少時，即與劉歆一起擔任過黃門侍郎，王莽非常欣賞劉歆，向太後推薦劉歆。太後將劉歆留任為右曹太中大夫，劉歆又轉任為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負責修建明堂、辟雍，受封為紅休侯。劉歆主管儒林、史官、卜筮等官員，考定音律、曆法，著有《三統曆譜》。
此前，劉歆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曾經改名為劉秀，字穎叔。等到王莽篡漢，劉歆擔任國師，後來的事情記載在《王莽傳》。
讚辭如下：孔子說“賢才難得！”從孔子以後，能夠寫文章的人很多，但是隻有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等人，留名於青史。他們都是些博聞洽記的學者，博古通今，他們寫出來的文章，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孟子·公孫醜下》中說：“聖人不出，其間必有聞名於當世者”，他們不就是聞名於當世的賢士嗎？劉向的《洪範五行傳》闡述了《大傳》，強調天人感應；劉歆的《七略》剖析藝文，將百家學說分門別類，加以整理；《三統曆譜》考證日月五星的運行，著重於追根溯源。嗚呼！劉向預言山陵的告誡，現在看來，已經被他言中，真是可悲可歎！從梓柱發芽這種事情，可以推斷出天下的興廢，可謂是做人明白！這正是率真、謙讓、博聞多識的結果，古人常講，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良師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