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曆史學家黎東方對張居正有這樣的評論：“以施政的成績而論，他不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至漢朝以來所少有的宰相，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強可以與他相比。”諸葛亮的處境比張居正苦悶一些，因為不曾有機會施展其經綸於全中國；王安石雖然富於理想，但拙於實行，有本事獲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沒有才幹綜核僚佐與地方官的名實。居正所處的時期，以前數十年政局混亂，以後數十年政局混亂，隻有在其輔政的十年之中，王朝中興，煥發生機。
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朗的覆亡，隻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麵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托《陳六事疏》中就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麵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
張居正的政績顯著,在軍事方麵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平定外患；在治水患方麵,重用潘季馴,把黃河從水患變成水利,把田地從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增加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在內政方麵,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裁撤了政府機構中的庸員,為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總之,至張居正主政以來的明朝形勢是明朝中葉以來最好的時期。
後人對張居正的評價不一，有些爭議，對他的性格、用人等方麵提出不少批評，卻又不得不承認，在張居正執政的十年間，大明王朝生機再現。穀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描述：“海內肅清，荒外警服，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積炳然。”明朝給張居正最後的蓋棺論定是：“故輔局長，肩勞人猿，舉廢飭馳，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義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體製的弊端，改革的悲劇
劉誌琴在《晚明文化與社會》中說：“曆史就是這樣令人悲歡啼笑，當年誹謗新政的又何嚐料到日暮途窮時夢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時不再來呢？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點點星火，長留中華民族的星空。曆史嘲諷的不是張居正改革，而是斷送改革的封建專製主義體製，這是公正的。”
中國的封建專製主義體製從秦漢以來到明末，已經延續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複震蕩中發展。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主，隻不過是舊藥換新瓶。封建專製主義體製仍然貫穿起一個又一個朝代，愈到封建社會後期，愈益強化。
到了明朝，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連宰相的權力都被皇帝收入囊中，因此明朝皇帝成為權力的超級集中者。但事情並沒有朝皇帝們想象的方向發展，明朝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權力極度強化和國家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曆代王朝從未有過的境遇。看來，體製本身已經疾患纏身，倘若沒有及時醫治，就要暴病而亡。
帝鑒圖說
張居正的改革是在統治機構近乎解體、財政瀕於破產的局麵下，自上而下發動的一場自救運動。改革是觸動社會體製的變革，這雖然是在同一社會製度下的推陳出新、自我完善，卻是“變”字當頭，改變某些不合時宜的規章、製度和政策。與漸行漸變不同的是，改革是帶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體製性的改變，集中表現為法製的推陳出新，所以又稱為變法運動。
作為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麵臨的問題有深刻的認識。針對外患問題，他倚重解決了沿海倭寇的抗倭名將戚繼光，抵禦了北方韃靼的入侵，此外，他利用韃靼首領俺答與其孫把漢那吉之間的暗流湧動說服韃靼稱臣。張居正一麵和韃靼通商往來，一麵在邊境練兵屯田，加強防備，之後二三十年間，明朝和韃靼之間一直沒有發生戰爭。他還通過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魯派首領達賴三世建立了封貢關係，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轉向國內問題。
《紅樓夢》中探春在“惑奸讒抄檢大觀園”時曾說：“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家如此，國亦如此，外患是問題，但內憂是根本。
張居正認為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汙，地主兼並，引起部分人錢包大鼓，公家卻是囊中羞澀；加上皇帝太不像樣，揮霍無度，百姓因此吃不飽睡不好，無奈之下上山當了草寇。張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國家的脈象，政不通，社會問題就得不到解決，本來這些年經濟就不好，再加上一群不幹正事、中飽私囊的貪汙蛀蟲，不幫百姓解決問題，還搜刮他們的脂膏，國家能不亂嗎？因此，張居正決定從“官”開始逐步清除王朝的腫瘤。
萬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對官員實施績效考核，即“考成法”，以便明確職責。針對公文傳遞過程中“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的弊端，張居正上書皇帝提出公文辦理的改革，以六科控製六部，再以內閣控製六科。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準的事項，轉行到各衙門，根據事情的輕重緩急、地方的路途遠近，限定辦理的期限，每月底清點。事情辦得怎樣，就靠這條線層層監督，一隻眼逐級盯下去，評定官員的一個指標就是辦事的效率和質量。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還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萬曆四年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兩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兩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官方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年收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同比增長了74％。財政收支相抵，還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績效考核直接和頭頂的烏紗帽掛鉤，捕蟬的螳螂後麵有麻雀，官員們都得實打實幹。官場上，什麼都還可以考慮放一邊，但官帽最重，不可懈怠。明朝殘壞的管理係統，好像得到了有效整修，運轉起來快了許多。
然而，對官吏的管理限製勢必損害官僚豪強的利益，當改革與製度碰撞時，失敗的往往是前者。正如黃時鑒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中所說：“張居正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矛盾加劇的情況下，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從事的改革，隻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改良運動。但改革對掃除積弊，澄清吏治，抑製豪強，減輕農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處。由於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政府收入增加，國家財政狀況有很大好轉，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強大地主勢力的百般頑強阻撓……居正病卒後，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改革幾乎全行廢止。”
果不其然，張居正死後的第十四年，神宗就以瘋狂的掠奪，破壞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給明朝帶來了一場空前的災難。新政被廢除以後，國家朝政急遽敗落，既有的危機不僅故態複萌，統治機構還出現了自行解體的趨向，各種社會矛盾環環相扣，交錯而起，一場更為嚴重的危機鋪天蓋地席卷而來。官僚體製被破壞，國家庫藏被耗盡，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終於激發民眾起義，此起彼伏多達四十多次，全國各地怨聲載道，朝堂動蕩不安。
這究竟是張居正的悲哀，還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尋根究底，是體製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劇。
可憐生前身後名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五十七歲的張居正終於勞累病倒。他日理萬機，為國事沒日沒夜奔忙，連十九年未能見麵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不能服喪守製。這在注重孝道的中國是難以想象的，不是他不孝，國家實在離不開他，忠孝難兩全啊！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舍棄了他十六年不忍訣別的朝政，十年來竭誠擁戴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後，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號“文忠”。他帶著平生的抱負長眠江陵，可他哪裏知道，自己一生盡心輔政和中興明朝的功勞，換來的竟是子孫後代的一場大難。張居正改革連同他本人全遭覆滅，恰如明人筆記《野獲編》所述:“身後一敗塗地。”
張居正的蓋世功德源自成功的改革，他死後的家族災難也離不開他的改革。張居正一切的改革著眼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麵損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誤，他死後，有些人就開始了肆意的報複和攻擊。但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小人能夠得逞，在於他們有了可以施展陰謀的空間，正是張居正擁戴的神宗為他們創造了可乘之機。
清臣張廷玉在修著《明史》時寫道：“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張居正，對神宗來說，是老師，是宰相，是他背後最強有力的靠山；是解決問題時的最佳顧問，是複興國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變臉之快，讓人始料未及，真是伴君如伴虎。張居正在位時，他不是一直尊其為師嗎？那是出於需要與無奈。他早已對張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滿，但形勢需要他，國家需要他，皇帝自己需要他。但當張居正站在皇帝背後指導一切的時候，大臣們眼裏就隻看到了張居正高大的政治背影，皇帝更像個擺設。正如王世貞在《張居正傳》中所記載：“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六人……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
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他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關係在朝廷盤根錯節就是對神宗的威脅。在權力上，他和神宗成為對立麵。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裏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國家是我的，權力是我的先祖打拚下來的，你隻不過是我雇來的臣子，憑什麼讓你站得比我還高，把國家和皇權的大部分都攬入懷裏？那我還當什麼皇帝，老子的臉往哪裏擱？就算你在忠君愛國，那也不行，我的天威是否還在，這才是我最關心的。這就是帝王的邏輯。
十多年來，張居正的角色從真正的老師逐漸地演變成皇權的籠子，隨著神宗日益膨脹的皇權意識，終有一天他要突破難以釋懷的鬱悶。終於，機會來了。張居正死後，這個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為天性的年輕皇帝，飛出了籠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變得如此強大，他開始尋找一種複仇的快慰。
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禦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潘晟是張居正生前所推薦的官員，他的下台，標誌著暴風驟雨的到來。不久，皇帝下了一道詔書稱，過去丈量全國的土地，出現過許多不法行為，主要是各地強迫田主多報耕地，或者虛增麵積，或者竟把房屋、墳地也列入耕地，兩地方富則以此爭功。鑒於弊端如此嚴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為實事求是的稅收依據。年輕的皇帝認為由於自己敏銳的洞察力而實施了一大仁政，給了天下蒼生以蘇息的機會。他沒有想到，這道詔書雖然沒有提到張居正的名字，但一經頒布天下，過去按照張居正的指示而嚴格辦理丈量的地方官，已被指斥為佞臣；沒有徹底執行丈量的地方官，卻被田主頌揚為真正的民之父母。風往哪邊吹，樹朝哪邊倒，反張的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
反張運動範圍和程度越來越大，參與的人深知政治形勢已經大不相同，管他張居正是誰，管他以前對自己有多少恩寵，跟著大勢走就萬事大吉。他們揭發事實，製造輿論，汙蔑醜化張居正。言官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刻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
到1582年年底，張居正去世僅僅半年，他已經被蓋棺論定，罪狀有欺君毒民、接受賄賂、賣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縱奴仆淩辱紹紳等，也就是結黨營私，妄圖把持朝廷大權，居心叵測。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複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朝堂上卻沒有人敢為居正說句公道話。
金冠
為國家操勞一生，鞠躬盡瘁，得來的卻是家破人亡的慘劇，一個對國家有卓越貢獻的大臣卻是如此下場，說起來讓人寒心。寒心不隻是就事情本身，更是對皇權無情的感歎。封建王朝的皇權無所謂恩情，它太現實了，隻有對臣子有限的需要，你完成了該完成的未必是好，隻要觸及了皇權的毫毛，功勞再大也敵不過他的輕輕一擊。
直到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複官複蔭，但一切都晚了，無濟於事。所謂麵勞瘁於國事，人亡而政息就這麼回事。
可憐生前身後名，對於張居正，有人罵，有人捧，但時間總能讓曆史恢複原貌，彰顯公正的一麵。正如朱東潤所說：“‘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誌在聖人。”
正是：生前功名身後事，是非任由後人評。
神宗怠政：非亡國之君，國卻從此亡
這是一個“物極必反”的時代。在它的初期，本已露出了國家複興的曙光，然而，卻隨著帝王的沉淪而露出破敗之相。從國家改革之後的繁榮，軍事上的大放光輝，變成改革夭折、武事消弭、朝臣沉默、君主怠政，這種前後巨大的落差，讓後世之人無法洞悉其中的玄機。
混世君王昏聵朝
清算了張居正的“遺風”，神宗萬曆終於長長地呼出一口“惡氣”。他可算是不用受人擺布，樹立了皇帝自己的權威，開始了親政的日子。
明陵幽景——金冠
這時的明朝似乎可以用“四海升平”來形容，畢竟張居正改革的優勢還在。不過，幾位曾經名揚在外的人物逝去，繼他們之後便再也沒有一個力挽狂瀾的人出現，似乎在昭示著這個國家要滅亡。
張居正死了，萬曆差點沒掘他的墳，鞭他的屍。戚繼光也死了，威風八麵的他晚景無限淒涼，連妻子也把他拋棄了，他隻好隨海風而逝。狂書生李贄被萬曆皇帝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定罪，他那“反孔子”的《焚書》徹底地被皇帝焚毀了，他自己也在獄中割喉，他那驚世駭俗的思想也就成了時代的絕響。
作家夏堅勇說，這個時代的改革夭折了，武事消弭了，思想自刎了，隻剩下幾個不識相的文臣在那裏吵鬧著“立國本”，卻被皇帝打爛了屁股，又摘了烏紗帽，發配得遠遠的，至此皇帝就不用上朝了。
對於明朝的皇帝來說，既要親政，大臣們就應當無為；皇帝既要無為，大臣們就更應當謙遜地表示順服。這是明代很多帝王的心態，於是前朝才有那麼多“臣子恨”的事件，而萬曆也不例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從他的祖父那裏隔代遺傳下來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還有乾綱獨斷的心態。
萬曆通寶
萬曆皇帝是一個權力欲極重的人，但是他在早期也不是個平庸的君主，畢竟在其當政的早期，他搞定了三大征，即東北、西北、西南邊疆幾乎同時開展的三次軍事行動：平定蒙古韃靼哱拜叛亂；援朝抗日戰爭；平定西南楊應龍叛變。神宗對於每一次軍事行動，似乎都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戰爭過程中對於前線將領的充分信任，對於指揮失誤的將領的堅決撤換，都顯示了神宗的膽略。
可是，這樣一個本應是好皇帝的君主，怎麼就沉淪成後來的混皇帝呢？不用後人去總結，皇帝當時的臣子就給他列出來了。
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評神宗縱情於酒、色、財、氣，並獻“四箴”。這一“四箴”可把皇帝氣瘋了，於是辦了雒於仁，但這四箴卻恰恰可以形容萬曆帝的後半生。
萬曆皇帝在處理了張居正、平定三方之後，徹徹底底不理朝政，他整天哼哼唧唧，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還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不久，神宗又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病情加劇，於是真個不再上朝，總是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托後事。
其實他的這些毛病正被雒於仁說中，都來源於他的貪酒、貪色、貪財、貪享樂。
萬曆好酒，一則他自己愛喝，二則明末社會好酒成風。清初的學者張履祥記載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習：明代後期對於酒不實行專賣製度，所以民間可以自己製造酒，又不禁止群飲，飲酒成風。喝酒少的能喝幾升，多的無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過是這種飲酒之風的體現罷了。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萬曆自己也承認自己很好色。但他對專寵貴妃鄭氏，有自己的說法：“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隻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這樣一個“勤勞”的妃子，把萬曆迷住了，萬曆日日寵幸其，怎能不腎虧？
明神宗萬曆孝靖皇後鳳冠
至於貪財一事，萬曆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說：“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在他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礦監、稅監，到各地四處搜刮，他把錢當成命根，恨不得鑽進金銀堆裏。
關於“氣”，萬曆有說：“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難道更不責治？”看來他認為懲治那些不聽他的大臣，便是一種生氣。然而，這個皇帝“氣”倒是沒有生太多，反正他對朝政愛理不理，但是他好鴉片可是不爭的事實。金庸先生說：這個皇帝是明朝諸帝中在位最久的。他死時五十八歲，本來並不算老，可是他卻未老先衰，更抽上了鴉片。鴉片可能沒有縮短他的壽命，卻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懶惰，一定是出於鴉片的影響。
這酒色財氣外加一個鴉片，萬曆的身體能撐到五十八歲，已經是個奇跡。如此倦怠的脾性，他敢在當政後期近三十年不上朝，也沒什麼稀奇。黃仁宇先生笑稱這萬曆以帝王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在曆史上也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
確實如此，縱覽明朝的十幾個皇帝中，將朱見深與朱佑橖的“斷頭政治”遺傳得最徹底的當屬萬曆帝，他既有祖傳的愚暴，又有鴉片煙癮。從一代名臣張居正1581年去世開始，他就很少和大臣見麵，直到1589年的元旦，那是天經地義必須跟群臣見麵的大典，萬曆帝卻下令取消。而且從那一天之後，萬曆帝就像被皇宮吞沒了似的，不再出現。他這一隱就是26年，1615年，他才因“梃擊案事件”勉強到金鑾殿上亮了一次相。
那一年，一個名叫張差的男子，闖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慶宮，被警衛發現逮捕。政府官員們對該案的看法分為兩派，互相攻擊。一派認為張差精神不正常，隻是一件偶發的案件。另一派認為它涉及奪嫡的陰謀——萬曆帝最寵愛的鄭貴妃生有一個兒子朱常洵，她企圖使自己的兒子繼承帝位，所以收買張差行凶。萬曆帝和太子都不願涉及鄭貴妃，為了向官員們保證絕不更換太子，萬曆帝才在龜縮了26年之後，走出他的寢宮，到相距咫尺的寶座上，親自解釋。
這一次朝會很是有趣。萬曆帝出現時，從沒有見過麵的宰相方從哲和吳道南，率領文武百官恭候禦駕。然後萬曆和他的太子開始向大臣們表示彼此關係的親密，以及對太子的信任，並詢問諸大臣有何意見。當時方從哲除了叩頭外，不敢說一句話，吳道南則更不敢說話。兩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沒有一人發言。禦史劉光複大概想打破這個僵局，開口啟奏，可是，一句話沒說完，萬曆帝就大喝一聲：“拿下。”幾個宦官立即把劉光複抓住痛打，然後摔下台階，在鮮血淋漓的慘號聲中，他被錦衣衛的衛士綁到監獄。對這個突變，方從哲還可以支持，吳道南自從做官以來，從沒有瞻仰過皇帝儀容，在過度的驚嚇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齊排泄而出。萬曆帝縮回他的深宮後，眾人把吳道南扶出，他已嚇成了一個木偶，兩耳變聾，雙目全盲，幾日之後方才漸漸恢複。
這就是26年之後唯一的一次朝會，沒談國家大事，隻有皇帝那聲“拿下”，讓大臣們膽戰心驚，且後果慘重。從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現，五年後，萬曆帝終一命嗚呼。
曆朝曆代，一旦皇帝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於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於停頓，萬曆皇帝就是這麼幹的。由於年輕時受到太監馮保和權臣張居正束縛的影響，他對太監和大臣沒有任何好感，但他又不願意理朝政，竟導致朝內官員空缺的現象超常嚴重。
曆史好像是一個“天理循環，天公地道”的過程，宋朝走向晚期時，官吏過多的現象尤其嚴重，然而繼他之後漢人統治的明朝，在晚年竟出現了缺官的現象，這簡直是曆史的“怪圈”。
由於缺少官吏的管理，神宗又委頓於上，萬曆後期政府運作的效率極低。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整個政府陷於半癱瘓狀態。正如梁啟超說的那樣，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所以，張廷玉在《明史》中才有對明神宗萬曆帝的蓋棺論定：“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三大征與薩爾滸戰役
凡是想要作一番事業的人，都很看重身後的名聲評價，想要“贏得生前身後名”，不枉來人世走一遭。神宗萬曆皇帝似乎也曾是這種人。在明代曆史中，萬曆經常被過度地描寫成一個荒唐、好色、懶散的皇帝，但從萬曆三大征似乎可以看出，這個皇帝還是想贏得身後名的。
上文已經提到，三大征指的是萬曆皇帝搞定的三場國內叛亂，分別為東北、西北、西南邊疆的平定蒙古韃靼哱拜叛亂、援朝抗日戰爭和平定西南楊應龍叛變。
萬曆十七年，蒙古韃靼部哱拜在謀劃多年之後，終於起兵造反。哱拜本是蒙古降將，投降明朝邊將鄭印，後來官至寧夏副總兵。但他並不甘於屈服在漢人之下，便在私下蓄養了一批奴仆，組成蒼頭軍，趁明軍兵馬不整的時刻，起兵造反。
哱拜勾結河套的蒙古騎兵，企圖聯成一氣。明朝總督魏學曾一方麵切斷河套的蒙古騎兵與哱拜之間的通道，一方麵圍住寧夏。在朝廷李成梁鎮守遼東的紀功石坊，神宗命大臣各獻平叛之策。當時的兵部尚書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開黃河之堤，以黃河之水灌淹寧夏城，則“一城之人盡為魚鱉”；禦史梅國楨推薦原任總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肅巡撫葉夢熊請命討賊。神宗一一接受，命葉夢熊、李成梁出征寧夏。經過幾番折騰，明軍終於攻進了寧夏，剿滅了哱拜的蒼頭軍和哱拜等黨羽，寧夏一役平定。
萬曆皇帝還沒緩過勁來，東北突然傳來朝鮮和日本開戰的急訊。消息一到京城，神宗立刻有了危機意識。朝鮮作為中國的附屬國，與明國直接接壤，如果它被日本打敗而亡國，明國將直接受到倭寇的威脅。於是神宗立即做了三項準備：一、令兵部向朝鮮派遣援兵；二、命遼
東、山東沿海整頓軍備，小心戒備；三、如果朝鮮國王進入明朝境內，擇地居之。三項措施接連下達，兵部隻好出兵，可是他們竟敢糊弄皇帝，每次到朝鮮助戰都逃回來。神宗不禁怒了，一下子派出明朝北方差不多所有的兵力應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