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曆史現實的內容是民主統一，曆史運動的主力是人民大眾，這一切我都曉得。但由於客觀的限製和主觀的弱點，我始終漂浮於抗戰現實之上，遊戲於曆史主流之外，成為曆史的觀光者和喝彩者。這並非說我在抗戰中沒有工作過，而是說我不曾深入的工作過。我在抗戰中真正接觸到的不是人民大眾而是救亡青年；而且不是以青年的身份接觸青年，而是以“青年導師”的身份出現於青年麵前。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在這偉大的時代中我忽而熱情澎湃，又忽而起空虛之感，而這種種也反映在我的作品之上。
二十八年以後，武漢時期的高潮逐漸退去。過去的青年，過去的歌聲，過去的一切都變成令人向往，令人悵惘的夢，而呈現在我周圍的是種種的罪惡事實。我確知光明的存在和發展，但光明卻不在我的周圍。倘若允許我自由的描寫，自由的出版，我可以寫出很深刻的東西來。但今天我感到極大的痛苦，既沒有光明的生活可寫，也沒有黑暗的現實允許我寫。如今，我的寫作範圍幾乎縮小到隻有抗戰初期那一段生活！
這半年來我縱然日夕愧悔，但我的生活卻沒有什麼改變。而且看樣子在最近不可能有什麼改變。如果一個人生活於人民中間，生活於戰鬥的集團中間，他的改變將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發展過程。但像我這樣過著孤獨的書齋生活，要求自己發展，就必須經常不斷的作自省工作，宗教徒孤獨的祈禱，祈禱的意義主要的是誠懇自省。愈能自省，便愈能解脫內心痛苦，愈能增加生活的希望與勇氣。儒家是注意實踐的學派，所以曾子一日三省，而孔子說“過則無憚改”。兩千年來最著重生活實踐的莫過於顏習齋，他每天拿寫日記做自省工作。我近來最感到快慰的是我能常常有自省，愈自省愈看出自己的進步，愈覺出自己的靈魂逐漸的接近人民，逐漸的發光，逐漸的恢複青春。
但自省還隻算自我改造消極工作，倘有可能，我必定擴大我的生活天地。我隻是一個書生，我的唯一的武器是一支筆，我的最高希望是做釋迦牟尼，而不是當強盜“殺人放火”。我希望人們不要以猜疑的眼睛看我，給我充分的生活自由，行動自由，寫作自由。我倘若像外國作家一樣的享受到充分自由，我要盡快的去巴峽，穿巫峽，回到故鄉，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我寫作題材的偉大礦山。固然從來沒有人禁止我回故鄉搜尋資料，但那種猜疑的眼睛我害怕，那種離奇的謠言我害怕，所以單為著我的文學事業，讓我也大呼著要求民主，要求自由！
（原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前鋒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