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麗在她大姐朱仲芷的陪同下來到王家坪總政治部，看望王稼祥。很不湊巧，她們剛坐下，就不斷有人找王稼祥談問題、請示工作。朱仲麗見狀隻好告辭，王稼祥非常抱歉地請她下次再來。
從那以後，衛生部的傅連唪也開始幫著王稼祥用勁．經常派朱仲麗到王稼祥那裏，讓她經常去看看他，看看他的腸胃有什麼毛病啊，給他吃吃藥，其實就是為他們創造接觸的機會。
這樣，他們接觸的機會就慢慢多了起來。有時，他們推心置腹地交談，互吐衷情；有時他們下幾盤圍棋，朱仲麗從小就會下圍棋，王稼祥總是輸給朱仲麗，一個大男人老是輸給一個姑娘，挺不好意思的，以後他們就不下圍棋了。於是，有時候他們到山下的簡易球場打上一會兒網球。這樣接觸慢慢就多了起來，他們常常在一起漫無邊際地聊天。朱仲麗向王稼祥講自己的家庭、身世、經曆和個人抱負，她既有革命理想又有不凡氣質，使王稼祥為之愛慕。
在遇到朱仲麗之前，王稼祥曾因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有過婚姻的經曆。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於安徽省涇縣厚岸村。19歲那年，學校放寒假，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一個沒有文化，彼此之間從未謀麵的農村姑娘走進了王稼祥的生活，這個姑娘叫查瑞香。毫無思想準備的王稼祥在寫給朋友的信裏吐露了心中的苦悶：“一個人的心靈，總得有所寄托（就是我心中所崇拜所希望的）．才能安樂地過生活。你看對不對呢？現在我不能寄托於她，因為她不能算是我的戀人，我現在隻能寄托我的心靈於文學藝術罷了。”王稼祥在信中進一步寫道：“算了吧！不想戀愛的幸福，不去組織家庭，隻把我的全力，置之社會革命。唉！革命是我終生的寄托了。”這個漫長的寒假還沒有過完，王稼祥就設法逃離了家庭的束縛。
1925年9月，王稼祥在上海大學附中學習期間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0月底，王稼祥離開上海赴蘇聯中山大學留學。
在和家中書信聯係的過程中，王稼祥才知道，包辦婚姻的妻子產後患產褥熱，孩子生下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一個兒子。
1928年10月，王稼祥和蘇聯勞動大學的一位女工相愛了，不久他們就同居了。同居不長時間，王稼祥就發現這個蘇聯女人具有比較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彼此的性格也存在很多不和諧的地方。1929年9月，這場僅僅維持了一年的短暫婚嫻就結束了，從此兩個人再沒有任何往來。
或許正是因為這兩次不幸婚姻的傷害吧，王稼祥的內心一直存在陰影，直到32歲仍然孤身一人。他在等待著命運中向他緩緩而來的朱仲麗嗎？
其實朱仲麗很早就知道王稼祥這個人了．隻是她一直沒有見到過他而已。早些時候，王稼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曾經主編過《實話報》、《紅星報》，當時朱仲麗也在上海，曾經看過他寫的文章，但是他們在那裏無緣相識。到了延安以後她才對上號，原來那個報紙的主編王稼祥就是眼前的他啊！初到延安，風華正茂的朱仲麗才2l歲，大學剛畢業，又是一個大夫，長得也很漂亮，而且大家都知道她沒有明確的目標，所以追求翥很多，其中也有地位很高的幹部，但是非常自傲的朱仲麗都不動心。當時，作為一個向往革命的女青年，她本打算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所以也不願意那麼早就談個人的問題，尤其是在城市裏長大又接受了大學教育的青年女性，心裏對愛情和婚姻有太多浪漫的幻想，所以不太適應延安式的戀愛方式。但是，在斯巴達克的延安，要求一份曲折的、羅曼蒂克的愛情，也許是不現實的。長征剛剛結束，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正在瘋狂地蹂躪著中華大地，國民黨也不甘心自己的臥榻之側有共產黨在“酣睡”，遊擊戰爭使彼此相愛的人們各奔東西，談戀愛絕對是一種奢求。情人之間往往都是今天見了麵，明天就……你愛我嗎？後天，就是我們結婚吧……
朱仲麗沒有費太大的躊躇就適應了延安式的戀愛方式。
半年之後的某一天，王稼祥忽然問朱仲麗：“我們什麼時候結婚？”王稼祥提問的方式很巧妙，他沒有問你願不願意嫁給我，連一點鋪墊、過渡的通俗話都沒有，上來就問什麼時候結婚。
問題問得很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