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鮮特生兼任《民主報》社長，他找重慶市長張篤倫要求釋放《民主報》被捕人員。張篤倫說這次行動牽涉麵廣，是高層直接指揮的，市府無權過問。旋即，鮮英派楊複全趕赴李子壩固廬，這裏有他當川軍師長時的老友李根固，當時任重慶警備副司令，鮮特生想請他幫忙設法放人。
李根固對來人說：“你回去告訴特生兄，警備部一切是警備司令孫元良說了算，我這個副司令快要下台了，情況特生兄是清楚的，此次行動是長官公署蕭毅肅[22]與孫元良幹的，我實在幫不了忙，形勢緊張，叫他自己珍重。”一籌莫展之際，大家想起了辭去民盟秘書長的梁漱溟，當時他還擔任著民盟中央常委的職務，他正好住在北碚。梁漱溟在國共和談中多方斡旋，與國民黨高層人士常有接觸，是國內外都很有影響的人物，加之梁漱溟跟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張群是老相識，便於談話。
6月3日，楊複全被奉派前往北碚金剛碑勉仁書院。這時梁漱溟正用午膳，聽完情況後，便囑咐夫人陳樹蘖準備洗漱用具，馬上與楊複全一道乘車趕赴“特園”。當晚，鮮、梁二老仔細分析了情況，梁漱溟迅即擬就一份個人書麵談話稿，囑楊複全急送《大公報》經理王文彬，請務必於次日見報。
6月4日一早，山城人讀到了梁漱溟的一份公開聲明：“本人因連年從事國共和談，毫無成效，現和談已經破裂，因此辭去民盟中央秘書長職務，退出政治環境，回渝專力繼續完成我的《中國文化要義》著述，不再從事政治活動。但此次重慶軍警當局，卻任意虛加罪名，將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社人員全部逮捕。根據政協決議及蔣委員長四項諾言，民主同盟屬於合法之政黨，《民主報》的所有言論，一貫遵從民盟之政治主張，即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之原則。《民主報》全體工作人員，是在民盟中央領導下從事宣傳工作，今竟無故而被國民黨地方軍警逮捕，本人為民盟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處此非常局麵，本諸‘臨難毋苟免’的準則，決定義無反顧的站出來，肩負起我應負的責任，向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交涉，立即釋放非法逮捕之‘民主報’全體員工，早日恢複和維護他們的人身自由權利……”6月4日上午，梁漱溟再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找主任張群和秘書長劉壽朋，交涉釋放《民主報》被捕人員。張群向梁漱溟解釋：“‘六一’行動是最高層指示的全國性統一行動，目的在於維護地方治安秩序，肅清匪諜，防止共產黨分子在後方製造暴亂的必要行動，至於被捕人員，須經治安單位審查後，如無問題定當予以釋放，《民主報》人員亦不例外，我會先告之經辦單位，早日審理，若無問題，早日釋放，請梁先生放心。”並言明他近日要去南京開會，以後有什麼事情請梁先生找劉壽朋秘書長；而且當麵交代劉壽朋將今天的談話轉告蕭毅肅和孫元良。
此次交涉結果使鮮英非常高興。
經過梁漱溟幾天的交涉，據理力爭，營救被捕人員獲得初步成功，這次《民主報》被捕同誌除唐弘仁、李康、舒軍、張真民、餘揚明、龍聖夫、張明泛等七位主要工作人員以尚需繼續審查為理由而拘押之外，其餘人員全部獲釋。
幾天以後，鮮特生又到重慶警司詢問唐弘仁、李康等七位同誌何時放出時，答複是：“這幾個人問題尚未審結，暫時不能釋放。”然而，從7月份開始，內戰形勢更加緊張，國民黨政府的“戡亂總動員令”頒布，重慶軍警特務再一次掀起鎮壓行動，《民主報》尚在押的唐弘仁、李康等七位同誌，不僅沒有放而且被押往渣滓洞的集中營。
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下野文告，代總統李宗仁妄想以“和談”挽回已去的大勢，遂請民盟主席張瀾（表方）出麵轉求於中共。張表老說：你們如果有誠意，首先就應釋放“政治犯”，特別是大批關押在重慶渣滓洞集中營的。國民黨方麵表示可以釋放民主同盟的被捕人員，並要求提供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