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經常在野獸出沒的叢林中行走，你會發現最可怕的不是猛獸而是獵人的陷阱，猛獸來了你還有躲的準備，而獵人的陷阱遮得嚴嚴實實，一旦中招，你身陷囫圇叫苦不迭卻徒歎奈何！
社會紛繁複雜，現實生活中的陷阱並不比森林中的陷阱少多少，甚至隱藏得更為巧妙，有時自己中了招被人賣了還樂嗬嗬地替人數錢。所以做人要有點心機，既要巧妙地識破陷阱，又要懂得輕鬆地避開陷阱。
1．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
俗話說“物極必反、盛極必衰”，劉禹錫的一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道出了多少興衰榮辱，朝代更替。人在鼎盛之時就好比沸騰的開水，如果不迅速降溫，沒過多久便會蒸發得無影無蹤。懂得“釜底抽薪而止沸”之人，才能避開即將到來的殺身之禍，才是真正人傑中的人傑。
清末名相曾國藩，在剿滅太平天國運功而達到事業頂峰之時，深知權高震主、盛極必衰的道理，因而迅速果斷地采取示弱之舉，避免了一場即將到來的權力之爭，甚至有可能招來的殺身之禍，實為明智之舉，這等“心機”和遠見，值得後人研究和效仿。
攻克天京，這是曾國藩率湘軍出戰以來的最大勝利，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兩人的聲望如日中天，達到了極盛。清政府便對這些“櫛風沐雨，艱苦備嚐”的功臣們進行了賞賜。曾國藩被賞加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曾國荃被賞加太子少保銜，賜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對於如此隆重的封賞，曾國藩十分感激：“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戰兢，何以報稱。”
然而這一切，僅僅是加給曾國藩兄弟二人表麵上的榮耀。暗地裏，曾國藩兄弟二人所麵臨的是無數洶湧的“漩渦”，這些漩渦的產生的能量足以將其卷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天京被攻克以後，曾國藩已非昔日京城中手無一兵一卒的兵部侍郎，他的門生故吏已遍及於東南各地，上至巡撫，下至提督。同時，曾國荃手裏亦掌握著“精悍”的5萬湘軍，這無疑給清政府的統治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天京陷落後，清政府最大的憂患，已不再是太平天國的餘部，而是兵權愈來愈大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和以湘軍為中心的漢族地主階級的政治、軍事力量。這就要求清政府必須從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這一總體戰略出發，而這一特殊的政治訴求決定了曾國藩在成功之後逃脫不了被奪權的命運。
在天京陷落以後。清政府即已開始著手限製曾國藩勢力的膨脹。清政府利用湘軍內部固有的矛盾，迅速提拔和扶植曾國藩手下的將領，他們的地位迅速提高，以至於與曾國藩地位不相上下。當左宗棠的左係湘軍與沈葆楨結成同盟，並脫離曾國藩，向其發起挑戰時，清政府則大加利用，暗中支持左、沈與曾國藩分庭抗禮，從內部瓦解曾國藩的勢力。而對於曾國荃則竭力進行壓製，不讓其有抬頭的機會，雖已升任浙江巡撫，卻以尚未赴任為借口，不允許其單折奏事。
麵對大有“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之勢的曾國藩，如何擺脫眼前的困境，確實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其實，在天京陷落前的一段時期裏，曾國藩就已經對大功告成後如何收場的問題進行了思考。當天京陷落以後，麵對朝廷的猜忌和隨之而來的種種為難之舉，曾國藩早已洞若觀火，並有了思想準備。要想善其末路，必須自剪羽翼。
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他十分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封建統治術，因此隻有推美讓功，才能持盈保泰。當曾國藩從安慶趕至江寧的時候，“一攬子”的解決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國藩到達南京以後，七月初四“定議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統軍太多，即擬裁撤三四萬人，以節靡費。”
在裁撤湘軍的同時，也奏請曾國荃因病開缺，回籍調養。曾國荃攻陷天京的所作所為，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同時，清政府對他也最為擔心，惟恐他登高一呼，從者雲集，所以既想讓他早離軍營而又不讓其赴浙江巡撫任。無奈，曾國藩隻好以其病情嚴重，開浙江巡撫缺，回鄉調理，很快清政府便批準了曾國藩所奏，並賞給曾國荃人參六兩，以示慰藉。而曾國荃對此卻大惑不解，但曾國藩卻深知其中利害關係，極力勸說。
隨後，曾國荃返回家鄉，怨氣難消，以致大病一場。從此，辭謝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撫，他才前往上任。曾氏以退為進、以退護官的為官之謀，令後人不由不為之歎服。裁撤湘軍，是曾國藩謀事在先，“盛時常作衰時想”的一個典型事件。
曾國藩一貫主張“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人的職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頤指氣使、得意忘形，而此時遭來的怨憤和嫉諱也越多。曾國藩之所以受到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偉人、名人的崇拜，成為封建時代最後一尊精神偶像，與他善收晚場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