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是湖北漢川人，生於1880年，14歲便入漢陽兵工廠做學徒，後來在輪船上當水手，1922年加入中共。向忠發是道道地地的老工人，所以被共產國際選中，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在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36人之中，工人出身的占了21人，其中有織布工人出身的項英，等等。
正是由於共產國際重視提拔中共工人黨員，陳雲也就在這時被看中。陳雲出身印刷工人，又成功地領導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罷工，所以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對於陳雲來說，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是躍升的起點。
在六屆四中全會麵臨尖銳鬥爭
陳雲剛一進入中國共產黨高層，便卷入了極為尖銳的鬥爭之中……
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後4個月，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8號，秘密舉行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作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陳雲出席了這次會議。
這是一次非常短暫的會議，隻開了一天，卻又是一次錯綜複雜、鬥爭極為尖銳的會議。會議的“主角”是羅章龍。
在早年，羅章龍跟毛澤東有著頗深的友情：早在1915年5月，22歲的毛澤東在長沙司馬裏第一中學貼出“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毛澤東”三字繁體字共28畫），第一個前往應征的，名曰“縱宇一郎”。這“縱宇一郎”便是羅章龍。
羅章龍，湖南瀏陽人，生於1896年10月20日，小毛澤東3歲，192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不過，後來他和毛澤東分道揚鑣了。
1971年夏，毛澤東在巡視大江南北時，談及：“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曆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
毛澤東曆數這10次路線鬥爭，數到了羅章龍。
毛澤東說：“開頭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
這樣，毛澤東把羅章龍列為黨內鬥爭的第四個“機會主義頭子”。
羅章龍很風趣地告訴筆者，他對毛澤東的話作了別出心裁的“注釋”：“陳獨秀有個‘獨’字，成了第一個‘機會主義頭子’；瞿秋白的‘瞿’字，有雙目，也就成了第二個‘機會主義頭子’；李立三有個‘三’字，成了第三個‘機會主義頭子’；至於我，姓‘羅’，頭上頂著個‘四’字，成了第四個‘機會主義頭子’……”
說笑歸說笑。當羅章龍說及他那次黨內鬥爭時，變得嚴肅起來。平日，他很少涉及這一敏感話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李立三下台。雖然當時中共名義上的領袖是向忠發，但是向忠發不論組織能力，還是理論水平，都夠不上成為中共領袖。隻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片麵強調工人成分，才使向忠發成了中共中央總書記。
李立三的下台，引發了中共的領導權的一場新的爭奪戰——王明要奪權，羅章龍也想成為中共領袖。兩派之間的激烈鬥爭，便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展開了。
26歲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名義上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主持，而實際上則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說了算。
會議頗為奇特，既然是中央全會，理應是中央委員出席，然而出席這次會議的37名代表之中，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為22人（其中中央委員14人，候補委員8人），其餘15人為列席代表。這些列席代表中，便包括王明、博古等。盡管王明、博古等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成了米夫籌謀安排的中共中央領導人！
自從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之後，王明在米夫一手扶植下，顯山露水了。
王明竭力反對當時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來，他散發了《兩條路線》（也就是後來經過增訂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小冊子，把攻擊的矛頭直指周恩來和瞿秋白，認為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實行“調和路線”。王明提出召開緊急會議，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