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臨窗的一個小紅木凳上坐著，海棠花影在她半個臉上微動。有時候她微向窗外看看，大概是怕有人進來。及至看清了沒人，她臉上的花影都被歡悅給浸漬得紅豔了。她的兩手交換著輕輕地摸小凳的沿，顯著不耐煩，可是歡喜的不耐煩。最後，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極不願意而又不得不說地說，“走吧!”我自己已忘了自己，隻看見，不是聽見，兩個什麼字由她的口中出來。可是在心的深處猜對那兩個字的意思，因為我也有點那樣的關切。我的心不願動，我的腦知道非走不可。我的眼盯住了她的。她要低頭，還沒低下去，便又勇敢地抬起來，故意地，不怕地，羞而不肯羞地，迎著我的眼。直到不約而同地垂下頭去，又不約而同地抬起來，又那麼看。心似乎已碰著心。
我走，極慢的，她送我到簾外，眼上蒙了一層露水。我走到二門，回了回頭，她已趕到海棠花下。我像一個羽毛似的飄蕩出去。
以後，再沒有這種機會。
有一次，她家中落了，並不使人十分悲傷的喪事。在燈光下我和她說了兩句話。她穿著一身孝衣。手放在胸前，擺弄著孝衣的扣帶。站得離我很近，幾乎能彼此聽得見臉上熱力的激射，像雨後的禾穀那樣帶著聲兒生長。可是，隻說了兩句極沒有意思的話--口與舌的一些動作:我們的心並沒管它們。
我們都二十二歲了，可是五四運動還沒降生呢。男女的交際還不是普通的事。我畢業後便作了小學的校長，平生最大的光榮，因為她給了我一封賀信。信箋的末尾--印著一枝梅花--她注了一行:不要回信。我也就沒敢寫回信。可是我好像心中燃著一束火把，無所不盡其極地整頓學校。我拿辦好了學校作為給她的回信;她也在我的夢中給我鼓著得勝的掌--那一對連腕也是玉的手!
提婚是不能想的事。許多許多無意識而有力量的阻礙，像個專以力氣自雄的惡虎，站在我們中間。
有一件足以自慰的，我那係在心上的耳朵始終沒聽到她的定婚消息。還有件比這更好的事，我兼任了一個平民學校的校長，她擔任著一點功課。我隻希望能時時見到她，不求別的。她呢，她知道怎麼躲避我--已經是個二十多歲的大姑娘。她失去了十七八歲時的天真與活潑，可是增加了女子的尊嚴與神秘。
又過了二年，我上了南洋。到她家辭行的那天，她恰巧沒在家。
在外國的幾年中，我無從打聽她的消息。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間接探問，又不好意思。隻好在夢裏相會了。說也奇怪，我在夢中的女性永遠是“她”。夢境的不同使我有時悲泣，有時狂喜;戀的幻境裏也自有一種味道。她，在我的心中，還是十七歲時的樣子:小圓臉，眉眼清秀中帶著一點媚意。身量不高，處處都那麼柔軟，走路非常的輕巧。那一條長黑的發辮，造成最動心的一個背影。我也記得她梳起頭來的樣兒，但是我總夢見那帶辮的背影。
回國後，自然先探聽她的一切。一切消息都像謠言，她已作了暗娼!
就是這種刺心的消息，也沒減少我的熱情;不，我反倒更想見她，更想幫助她。我到她家去。已不在那裏住，我隻由牆外看見那株海棠樹的一部分。房子早已賣掉了。
到底我找到她了。她已剪了發，向後梳攏著，在項部有個大綠梳子。穿著一件粉紅長袍，袖子僅到肘部，那雙臂，已不是那麼活軟的了。臉上的粉很厚，腦門和眼角都有些褶子。可是她還笑得很好看，雖然一點活潑的氣象也沒有了。設若把粉和油都去掉，她大概最好也隻像個產後的病婦。她始終沒正眼看我一次，雖然臉上並沒有羞愧的樣子，她也說也笑，隻是心沒在話與笑中，好像完全應酬我。我試著探問她些問題與經濟狀況，她不大願意回答。她點著一支香煙，煙很靈通地從鼻孔出來，她把左膝放在右膝上，仰著頭看煙的升降變化，極無聊而又顯著剛強。我的眼濕了，她不會看不見我的淚，可是她沒有任何表示。她不住地看自己的手指甲，又輕輕地向後按頭發，似乎她隻是為它們活著呢。提到家中的人，她什麼也沒告訴我。我隻好走吧。臨出來的時候，我把住址告訴給她--深願她求我，或是命令我，作點事。她似乎根本沒往心裏聽，一笑，眼看看別處，沒有往外送我的意思。她以為我是出去了，其實我是立在門口沒動，這麼著，她一回頭，我們對了眼光。隻是那麼一擦似的她轉過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