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從上衣口袋拔出一杆鋼筆：
“你簽了，我今後再不來煩你。”
誰知李雪蓮一把將王公道的鋼筆打掉：
“本來我今年不想告狀了，你們要這麼逼我，那我告訴你們，我改主意了，今年我還得去告狀。”
鄭重愣在那裏。王公道從地上撿起鋼筆，拍著手中的保證書說：
“看看，終於說實話了吧。”
三
縣長鄭重，受到市長馬文彬的當麵批評；批評他把政府和李雪蓮的矛盾激化了。鄭重在鄰縣當常務副縣長時，處理過農民圍攻縣政府的事，那次就把矛盾激化了；但那次激化是對的，這次激化卻是錯的。一個農村婦女，告狀告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說不告狀了；不管這話的真假，能說出不告狀的話，二十年來從未有過，就屬於積極因素。就算是假話，假中，卻有改正告狀和偏激做法的願望。人家有這樣的願望，我們就該往積極的方麵引導；但從法院院長到縣長，皆是兜頭一瓢涼水，非說人家說的是假話。為了把假話變成真話，非讓人家簽保證書，非讓人家承擔法律責任。結果呢？把一件好事或好的願望，逼到了死角。出發點是什麼呢？就是不信任人家。你不信任人家，人家怎麼會信任你呢？狗急了還會跳牆呢。結果是適得其反，事與願違；這個婦女本來說今年不告狀了，最後生生改了口，又說今年要告狀。這下大家踏實了。但接著做工作，難度就更大了。當人家有好的願望的時候，做工作是往相同的方向努力；等人家把相同改成了不同，做工作就得從不同開始；而從不同往相同的道路上掰，單是這個掰的本身，工作量就大了。這個額外的工作量是誰附加的呢？不是這個農村婦女，而是我們去做工作的人。我們的工作方法，是有問題的。問題出在工作方法上，還隻是問題的表麵；而問題的實質，出在我們對人民的態度上。你不信任人民，人民怎麼會信任你呢？這種做法的本身，就沒有把自己當成人民的公仆，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麵，在當官做老爺。比這些錯誤更大的錯誤是，處理這件事時，缺乏大局觀念。再過半個月，國家就要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了。當一個農村婦女，和國家大事無形中聯係起來後，她就不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了；而我們做工作的方式，還是像對待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一樣。二十年前，這個婦女，是闖過人民大會堂的；因為她，撤過一連串我們的前任；二十年前，我們的前任，就是這樣對待這個婦女的；我們從二十年前，還不應該汲取血的教訓嗎？比這些更重要的，是政治觀念。今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同於往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今年是換屆年，會產生新一屆政府，全國全世界都很關注。二十年前，婦女闖的是小年；今年要闖，可就是大年了。萬一她闖了，又像二十年前一樣闖成功了，出的政治事故和政治影響，又和二十年前不同了。新聞比二十年前發達了。有了互聯網，有了微博。說不定一夜之間，全世界都會知道這件事。我們像二十年前的前任一樣被撤職還是小事，由此把整個國家的臉，丟到全世界麵前，事情就大了……
馬文彬批評鄭重時，措辭雖然很激烈，但臉上一直微笑著。這是馬文彬講話的特點。馬文彬個頭不高，一米六左右。在主席台上講話，有時需要站在舞台一側的話筒前；別人講過，他走過去，他的頭夠著話筒都難；一般別人講過，輪到市長發言，工作人員要趕緊跑上去調矮話筒的高度。人矮，加上瘦，又戴一副金絲眼鏡，看上去像個文弱的書生。與人說話，聲音也不大，沒說話先笑；說過一段，又笑一下。但有理不在高言，同樣一件事，別人能說出一層道理，他能說出三層道理；如是好事還好，如是壞事，就把你批得體無完膚了。加上馬文彬平時說話聲音低，一到研究幹部的任用，聲音突然就高了；提誰，撤誰，旗幟鮮明；他想提拔誰，一般無人敢反對；想反對，你說一層理，他說三層理，你也說不過他；往往一錘定音。同理，他想撤掉哪個幹部，也往往一錘定音。所以從市裏到縣裏，各級幹部都懼他。馬文彬批評鄭重，也與批評其他人一樣，批評一段，微笑一下；一席話微笑下來，鄭重身上已出了好幾層冷汗。鄭重出冷汗不是懼馬文彬的批評，而是覺得馬文彬說得入情入理，立場、目光，都比鄭重高許多。什麼是差距？這就是差距。為什麼人家當市長，自己當縣長，原因沒有別的，就因為人家水平比你高。馬文彬批評完，鄭重心悅誠服地說：
“馬市長，您說得對，是我把問題想簡單了，是我把大事看小了，是我沒有大局觀念和政治觀念，是我沒有認清時代。我回去給您寫份檢查。”
馬文彬微笑著擺手：
“檢查就不必了，認識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