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戲劇和一些影視劇中，經常將包公稱為“包相爺”。而真實的曆史中，包拯從未做過宰相。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體製中，宰相製度是聯結政治製度各部分的中心環節，一直居於核心地位。
而包拯處於宋代，當時正是宰相製度的調整期，同時設立有正副宰相，或者多相並行以分散權力，但一直都沒有一個固定的編製。北宋前期，副宰相被稱為“參政知事”，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分散正宰相的權力，所以和正宰相享有同等的權力。宋太宗後，一相四參或兩相兩參是常有之事。但不管怎樣調整，存在於皇權和相權之間的矛盾永遠是不可調和的。所以，在宋朝，宰相一職對文武百官來說猶如雞肋，食之無味且有風險，棄之又心有不甘。
包拯是北宋天聖五年進士，他曾七次上書彈奏江西轉運使王逵，並嚴厲批評宋朝的任官製度，引起朝野上的一時轟動。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包拯被朝廷任命為開封府權知。他上任不到一年，便把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深得百姓的擁戴和敬仰。宋嘉祐六年（1061年），他被提升至樞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因此，樞密副使是包拯擔任過最高的行政職務，也就是樞密院的副長官，而不是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