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出生的時候，真可謂遇到了一個亂世，不僅有強大的外族虎視眈眈，而且中央和地方之間也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朝官為求自保，紛紛尋求黨派庇護，牛僧孺也因此被裹挾進黨派鬥爭之中。最開始的時候，牛僧孺隻能聽天由命，即便遭遇莫名的打擊也隻是隱忍不發。但是機緣巧合被推至風口浪尖，牛僧孺也隻好勉力為之，擔起了一黨領袖的責任，而他的人生也就此注定不凡。為了幫助皇帝穩定國家局勢，牛僧孺奮不顧身地跳入宦海當中，一番掙紮之後終於找到自己的道路，結果卻因為略顯消極而遭到非議。
出仕
牛僧孺出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籍貫有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和安定鶉觚（甘肅靈台）兩說，其家是隴右世家大族。現存的史料記載，牛僧孺的遠祖本姓尞，在曹魏時期官至尚書，封臨涇公，被當時的統治者賜姓為牛。其八世祖牛弘曾在隋朝被拜為仆射，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但是由於隋朝的覆滅和唐朝的崛起，牛僧孺的祖上開始家道中落，其祖輩和父輩雖然都混跡官場，但都隻是一些微末小官。牛僧孺出生的時候，其父牛幼聞任華州鄭縣（今陝西華縣）尉，牛僧孺幼年便隨父客居鄭縣。
七歲的時候，父親病故，母親改嫁到廬陵禾川（今江西吉安），牛僧孺即隨母親與繼父一起生活。古人有父母死而居喪的習慣，牛僧孺雖然隻有七歲，但是仍然懂得遵守相關禮數，不敢有一絲一毫的越矩。值得一提的是，牛僧孺這樣做並沒有任何人強迫，而是完全出於他對自己的要求。有史料中傷牛僧孺的母親不守婦道，後世經史家考訂，認為該史料內容是牛僧孺的政敵所著，在此不予采信。十五歲成年之後，牛僧孺回原籍繼承祖業，這裏有其遠祖牛弘留下的數傾良田。史料記載，牛僧孺的祖業在灞水和滻水之間，乃是遠近聞名的豐土沃壤。除此之外，牛氏一族還有數千卷藏書可供子孫閱讀，這無疑為牛僧孺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讀書參加科考，成了牛僧孺的必然人生路線。由於數頃良田的供養和數千卷書籍的便利，再加上一顆少年老成的克己複禮之心，牛僧孺每日勤奮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學業基礎。史料記載，這個時候的牛僧孺已經因為學業出眾而身負盛名，還曾得到韓愈和柳宗元的點撥，並由此進一步得到了革新派宰相韋執誼的賞識。二十六歲時，牛僧孺憑借韋執誼的鼓勵，信心滿滿地走進了考場。考試結束，牛僧孺交出的考卷書法娟秀，卷麵整潔，對於時弊的論述也能夠切中要害，得到主考官的高度認可，牛僧孺榜上有名。
按照慣例，新科進士需要拜謝座主（即主考官）並參謁宰相，由於正式舉辦儀式的地方在尚書省都堂，所以後世多俗稱為“過堂”。在唐代，學子中了進士之後還要參加吏部的關試，但是隨著韋執誼等革新勢力的失勢，牛僧孺也被當時風起雲湧的政治風浪所吞噬。第二年春，牛僧孺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製舉試”，果然名落孫山。如此一來，牛僧孺不僅仕途失意，而且連生活同樣陷入困頓，連一日三餐都無法保障了。不過，牛僧孺在這一時期結識了白居易和元稹等大名士，他們在長安城外的華陽觀縱談古今，度過了一段美好的青春時光。後來，白居易還曾據此作了一首《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其文如下：
每來政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
日暮獨歸愁米盡，泥深同出借驢騎。
交遊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
彼此相看頭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辭。
次年，牛僧孺再應“製舉試”，不中。再次年，牛僧孺仍舊參加“製舉試”，當時的憲宗皇帝積蓄賢良方正的臣子，因而推崇直言敢諫之風。牛僧孺向來心思沉穩，目光獨具，極富痛陳時弊之能，他終於通過了考試。但是，當時的時弊主要針對當權派大臣，所以牛僧孺痛陳時弊的做法基本相當於“太歲頭上動土”，因而遭到了以宰相李吉甫為代表的當權派大臣的強力反彈。此時，憲宗皇帝的權力早已日薄西山，無奈之下隻好順從了他們的意願，貶謫了包括主考官在內的一批革新派大臣，這就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元和製舉案”。如此一來，牛僧孺雖然通過了考試，卻並沒有被朝廷重用，而是出任伊闕尉，兼河南尹幕水陸運判官，成了地方藩鎮中的一名文職人員。
需要指出的是，牛僧孺等人針砭時弊所做的評述，不僅針對宰相，還包括宦官、群臣和藩鎮等，乃是全麵論述當時社會的弊端。但是具體來講又各有偏重，比如皇甫湜所做論述主要針對宦官，而牛僧孺所做陳述主要針對宰相。牛僧孺之所以會與李吉甫結怨，這裏就是最早的開端，或者說這裏就是最早政見分歧和利益衝突的開端。後世史家經常把牛僧孺此次遭到排擠的原因混淆，或者一概言之遭到宰相打擊，或者一概言之遭到宦官打擊，在此特加以說明。當然，宰相和宦官在此雖然成了革新派勢力的共同敵人，但是他們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化解，同時也不可能化解，他們之間的鬥爭始終存在，並一直延續下來。
至於當時整個國家的局勢，唐王朝經過“安史之亂”的衝擊，繁榮昌盛的局麵已經一去不返，中央政權嚴重被各地藩鎮割據。最開始的時候，隻有河北四鎮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隨後便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就連長安也被藩鎮將領周智光占據，並且大有“挾天子以令天下”的意味。唐憲宗憑借逐漸積累的經濟做後盾，中央政權才收回了一些節度使的實權。但大多數節度使仍然擁兵自重，隻是暫時收斂了鋒芒，隻要時局有變，他們就會出來作亂。但藩鎮割據的事實已經形成，唐王朝隻好采用“邊拉邊打”的政策，勉強穩定住局麵，同時也不得已承認了各地藩鎮的合法地位。
這個時候，宦官專政也開始嚴重威脅唐王朝的統治，以至於中央政權陷入內憂外患的深重災難之中。宦官專權始於唐玄宗時期，由於“安史之亂”的禍亂，統治者開始對文臣武將失去信任，轉而重用宦官集團。憑借統治者的寵信，宦官集團首先控製了皇家禁軍，即左右神策軍，進而以監軍的形式對全國軍隊實行不同程度的掌控。緊接著，宦官又染指國家的財政大權，因而終於自成一體，開始反過頭來威脅皇權。最終，宦官集團在與朝臣的政爭中取得優勢地位，憲宗皇帝之所以能夠登上皇位，就是因為得到了宦官集團的大力支持。
牛僧孺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登上政治舞台，並且一腳踏進了革新派大臣的行列，自然受到宦官集團和守舊大臣的排擠，同時也注定了他的仕途不順。除此之外，唐朝晚期還有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左右著時局發展，那就是親近吐蕃的唐朝政治勢力，確切地說是吐蕃在大唐王朝的利益代表。從史料來看，在玄宗時期唐王朝仍然和吐蕃保持著友好關係，到“安史之亂”時期，吐蕃乘虛進占中原，導致雙方關係破裂。出於自衛，唐王朝多次對吐蕃實施打擊，最終在唐長慶元年（821）雙方完成“長慶會盟”，由此結束了長時間的相互對立關係。當時，牛僧孺雖然尚未登上中心政治舞台，但是對於唐朝和吐蕃的關係卻一直密切關注，這樣的大前提和大背景也為對外政策方麵提供了依據。
先抑後揚
牛僧孺在地方為官，雖然政績並不顯赫，但凡事都能夠明察秋毫。史料記載，當時的一位書生路過牛僧孺的轄區，碰巧遇上一起強盜殺人搶劫案件。負責督辦此事的官員無法緝捕盜匪歸案，為了應付差事，他便將書生抓了起來，並且在嚴刑拷打之下使之認罪。卷宗交到牛僧孺手中審批，立即被他看出了蹊蹺，複審之後很快查明內情，不僅還了書生一個公道，同時也懲辦了那些不負責任的辦案人員。接下來，牛僧孺調動各方力量，最終將聚集在山中為禍一方的盜匪剿滅，為當地百姓創造了安居樂業的環境。
由於牛僧孺表現出色，巡查官員多次向朝廷舉薦他，但是由於當朝宰相對他心存芥蒂，始終未能如願。即便如此，牛僧孺仍然不改自己的耿直作風，時常以奏疏的形式向憲宗皇帝犯顏直諫，被當時的人們稱之為“一誡”。不過，牛僧孺的作風雖然沒有帶給他仕途上的幫助，但是卻讓他得到了另外一種回報。由於名聲在外，京兆少尹辛秘欽佩牛僧孺的為人，相信他在日後必將成就一番大事業，因而將自己的大女兒嫁給了他。當然，對於牛僧孺的耿直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他在努力經營自己的耿直美名，用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但是不管怎樣，這一時期的牛僧孺還是以正人君子麵貌示人的，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和元稹等名士都與之相交，可為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