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倫豪埃爾的報告還注意規定了新政黨的性質、涉及到理論在新黨中的地位、黨本身的特點、它的社會基礎等問題。
在報告中閉口不談新的社會主義政黨應當是工人階級政黨或工人政黨，而是說：“以民主和自由為方向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本質在於它應當不斷把所有新的居民階層吸引到自己這方麵來，使他們相信黨的觀點和目標是正確的。”他接著說：“從原則上說，新政黨應當向一切感到自己與黨的目標、政策息息相關並準備為實現這些目標和政策而行動的人敞開大門”。而實行這一原則的論據在於“在我們今天，一切有判斷力有思想的人都從本質上認識到改變現存社會製度的必要性”。在這裏奧倫豪埃爾發揮了1921年格爾利茨綱領所宣布的人民黨的思想。
奧倫豪埃爾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新的社會主義政黨將是自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他聲稱，如果對“決定黨內每一個人進步立場的世界觀、宗教信仰或其它的哲學動機持寬容態度”，那麼它將成為“拋棄學理主義狹隘性”而行動的黨。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在1933—1945年期間，繼蓋爾的書之後，論述社會民主黨內世界觀多元主義的第二次嚐試。
在社會民主黨對共產黨人態度問題上，奧倫豪埃爾的態度是矛盾的。他承認，在地下鬥爭的過程中，許多共產黨員被證明是忠實於信仰，是可靠的，同社會民主黨人一起參加了地下小組的活動。因此，奧倫豪挨爾認為，在這個階段為新的關係、新的信任創造了前提條件。同時，他在報告中又說，在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之間存在著裂痕，這種分裂本身有著很深刻的原因。報告斷言，這些原因不是首先起源於對爭取社會主義政治鬥爭的形式、方法的不同理解，而是在於兩個黨活動的組織原則上的差異。報告認為，共產黨沒有黨內民主，德國共產黨依附於共產國際的決議，是“俄國共產黨的工具”。由此奧倫豪埃爾得出結論說：“統一問題，隻有在國際級別上、通過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和共產國際之間的談判才能解決”。因此，奧倫豪埃爾號召加強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全權，要使加入國際的黨必須執行它的決議。
奧倫豪埃爾的這個報告對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建有很大影響。後來，他被選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副主席。
在“旅英德國社會主義組織同盟”的領導人中還有一個很有影響的人物——威利·艾希勒。起初，他在倫敦建立了一個流亡者小組，積極參加了當時關於社會主義目標的辯論。他們堅持從倫理道德的角度論述這個目標，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原理。同時，他們對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原則還有所保留，提出代之以“社會監督”，在農業、商業和小工業企業中保持在個人自主權基礎上的“自由經濟成分”。後來，艾希勒小組加入了“旅英德國社會主義組織同盟”。艾希勒成為同盟領導人，同奧倫豪埃爾等人一起為同盟製定了一係列文件。如1943年作為提供辯論基礎，公布了文件——《新德意誌共和國》，1945年公布了《德國社會主義者的政策》。艾希勒和奧倫豪埃爾後來在談到這些文件時，認為是“在德國流亡者活動中最富有成果的一頁”，其中所預言的許多思想，後來反映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戰後在多特蒙特、柏林和哥德斯堡召開的幾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中。1945年11月，“旅英社會主義組織同盟”通過了另一重要文件——《未來德國憲法草案》。在文件序言中寫道：
“尊重和保護個人的自由和尊嚴是德意誌共和國國家和社會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礎。
本著這一精神，它致力於建立一個社會公正的、人道的與和平的社會製度；
實現以全體公民享有參與決定權和共同擔負責任為基礎的政治和社會民主；
要使經濟擺脫私人壟斷所有製的桎梏，實行計劃經濟；
防止任何一種經濟剝削；
保障所有人具有合乎人的尊嚴的生存機會；實現經濟和文化發展機會均等；
本著道義上的責任感、民主和各國人民之間相互了解的精神，促進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以及青年教育工作；
消滅作為政治手段的戰爭；
建立各種國際機構，為了保障世界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幸福，各國的國家主權應從屬於這些國際機構。”
顯然，這裏已經不再提什麼新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了。接著在下麵的經濟綱領中提出要允許在“自由的自主權和經濟競賽”基礎上，也就是在市場基礎上國家企業、合作社企業和私人企業的存在。國家的職權是擬定計劃，規定要在擬定國家經濟計劃時吸收代表各種社會集團利益的經濟委員會參加這一工作。草案雖然寫道：“關鍵的經濟部門歸社會所有或由國家控製”，但沒有談到具體的社會化措施。
憲法草案規定了議會製的管理形式，議會稱為人民委員會。共和國總統有權任命總理和部長，規定隻有在人民委員會投票表示不信任時才可以解散內閣。這個規定顯然是吸取了魏瑪共和國的教訓，力求消除引起議會和政府機構失去平衡的不穩定因素。
這個文件與奧倫豪埃爾在三年前（即1942年）關於“新的民主”、“革命性質過渡階段”等論述相比，無疑是更加向右轉了。這個變化自然是和當時整個戰爭的進程不無關係。1942年，戰爭剛剛發生轉折，總的反法西斯鬥爭氣氛使人們洋溢著不同程度的激進情緒。隨著同盟國參戰，戰爭接近結束。西方大國在軍事、政治上的影響愈來愈大。在流亡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激進情緒逐漸衰退，更右的思想占了上風。
縱觀流亡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演變的過程，我們看到，其中有一個很大的轉折。流亡初期，這個黨出於對希特勒專政下慘痛經驗的反思，表示要吸取魏瑪共和國的教訓，宣布改良主義已經破產，提出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激進的經濟變革，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但過了不久，就又有人提出反過頭來改善魏瑪模式，效法西方，建立資產階級法治國家。在經濟方麵，從要求生產資料公有化、社會化轉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化”，建立多種經濟成分的市場經濟的目標。更引人注目的是，流亡期間，社會民主黨內第一次有人提出要拋棄馬克思主義，實行“世界觀多元化”的口號。1942年奧倫豪埃爾的報告中又進一步發展了人民黨的思想。出於對法西斯殘無人道的恐怖製度的仇恨，艾希勒提出了從倫理、道德的原則出發來論述社會主義。另外，還有誇大工會或工人代表對私人企業“監督”作用的“經濟民主”這一慨念，雖然它是早在法西斯上台以前，1928年著名的工會活動家納弗塔裏在《經濟民主、本質途徑和目標》一書中提出來的，但在這一時期又有了進一步具體化發展。
所有這些，都為戰後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充分的理論基礎，使社會民主主義始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轉變。這個轉變的終點就是徹底脫去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使半個世紀以來不斷為革命詞句、激進口號、馬克思主義術語所裝飾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變為赤裸裸的公開的改良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