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宣言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被取締以後所處的特殊曆史條件的產物，也是流亡執委會內部左右兩派互相鬥爭和妥協的結果。因此，宣言發表以後引起了各種不同的反響。
部分社會民主黨左派受到很大的鼓舞，認為宣言恢複了黨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例如左翼社會民主黨人施夫令在1933年底就曾寫道：“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兩種傳統《一種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經過威廉·李卜克內西、奧古斯特·倍倍爾和盧森堡，以及寫作《金融資本》一書時的希法亭，直到獨立社會民主黨。另一種傳統是由拉薩爾和施韋澤創立的，經由福爾馬爾和大衛傳至艾伯特和賴爾巴特。第一種傳統是有生命力的，後一種傳統已經死亡”。
誠然，宣言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改造舊的國家機器、改變資本主義所有製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作了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或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表述。宣言關於推翻法西斯暴政，實現工人階級統一，建立反法西斯戰線的號召，集中反映了德國無產階級的意誌和願望。因此，布拉格宣言是繼愛爾福特綱領之後，德國社會民主黨最不錯的一部綱領，對它的作用和影響不能低估。
但是，宣言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右翼領袖自1914年以來背叛馬克思主義、投靠資產階級的曆史罪惡，是不能用幾句自我批評就可以搪塞過去的。當時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奧夫豪澤爾和伯歇爾就曾指出，宣言帶有隱蔽的改良主義性質。他們要求黨充分揭露和克服改良主義。但這個要求沒有得到執委會其他成員的響應。
希法亭在起草宣言時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了以奧夫豪澤爾和伯歇爾為首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左派的觀點。但是，由於奧夫豪澤爾和伯歇爾沒有參與綱領的起草，他們所提出的尖銳批評社會民主黨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政策、分析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等要求也未在宣言中體現出來。所以，在宣言發表以後，他們一方麵在《新前進報》上撰文批評布拉格宣言，另一方麵又起草一份題為《通向社會主義德國之路——統一戰線的基礎》的文件，並提交布拉格流亡執委會，要求作為單行本出版發行。以韋爾斯為首的多數派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經過長時間的爭論，才於1934年秋天作為“革命社會主義者”工作委員會政治目標的基礎在《社會主義雜誌》上發表。他們在文件中聲明擁護工人階級統一戰線，願意與共產黨采取共同行動，並將推翻希特勒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奮鬥目標。奧夫豪澤爾和伯歇爾企圖以此爭取大多數社會民主黨右翼領袖擁護新政策，從而使布拉格流亡執委會“革命化”。由於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在當時來說是不現實的，所以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擁護。最後連他們本人也於1935年1月被開除出布拉格流亡執委會。
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在宣言發表以後的實際行動表明，以韋爾斯為首的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袖很快就完全背棄了他們親自舉手通過的布拉格宣言。西格蒙德·克虜門埃爾在2月4日的《新前進報》上對那些企圖改變被他稱為社會民主黨傳統原則的人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蓋爾在2月28日的《新前進報》上撰文反駁“革命社會主義者”對流亡執委會的民主概念的批評。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在1936年1月30日為抗議法西斯上台三周年舉行的政治集會發出的題為《擁護德國，反對希特勒》的號召書中，將布拉格宣言中與革命勝利後進行社會和經濟民主化相聯係的政治自由概念簡單地歸結為對“自由選舉一個能夠產生一個新的、對人民負責的全國領導機構的人民代議機構”的要求。1935年12月29日的《新前進報》公開聲明要用英國式的民主製度代替希特勒專政。這表明，布拉格流亡執委會不僅公開在報刊上為魏瑪民主恢複名譽，而5拋棄了布拉格宣言關於未來社會的構想。在統一戰線這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上，流亡執委會也沒有用任何實際行動表明他們要改變以前的立場。相反，韋爾斯卻認為與共產黨進行統一戰線問題的談判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它隻能“給爭取共產黨工人的工作增加困難”。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背棄布拉格宣言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通過布拉格宣言隻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企圖以此擴大自己對積極參加反法西斯抵抗鬥爭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影響，從而使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在眾多社會民主黨流亡組織中獲得合法的領導地位，將黨內反對派納入自己的行動軌道。正如韋爾斯所說，布拉格宣言是由於“形勢的壓力”對“時代精神”所做的讓步。施坦普菲爾在給蓋爾茨的信中認為，當時在1933年至1934年所說的一切都過是一種騙局。貝爾斯和考茨基也承認，布拉格宣言所講的一切是基於對形勢的考慮，而不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放棄原來的立場。他們背棄布拉格宣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流亡執委會對德國國內抵抗運動估計的變化。直到1935年初，流亡執委會對德國國內抵抗運動一直持樂觀態度，社會民主黨領袖認為，經濟困難、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1934年7月的衝鋒隊叛亂將構成希特勒政權垮台和新政權建立的客觀條件。因此，他們不是根據宣言的要求同德國共產黨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而是將推翻希特勒專政的希望寄托在與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和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夥伴的合作上。於是，韋爾斯於1935年2月同海因裏希·布呂寧和特雷維拉努斯就在德國建立保守軍人過渡政權問題進行談判。因為他們認為，德國國防軍至少會保持中立，甚至可以爭取他們支持反法西斯鬥爭。這樣，通過在德國建立保守軍人政權這個過渡階段，可以重新獲得自由和民主。
但是，衝鋒隊的叛亂沒有對希特勒政權產生消極的影響。社會民主黨領袖所期望的經濟混亂也沒有出現。於是，布拉格流亡執委會於1935年初重新估計了形勢，認為現政權很穩定，也不可能由於經濟危機而垮台。然而，新的估計仍沒有促使流亡執委會去與德國共產黨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社會民主黨領袖又將推翻法西斯專政的希望寄托在法西斯國家與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上，認為希特勒政府對私人企業的不理智的強製政策會日益增加德國資產階級的憂慮。
德國共產黨領袖由於未能克服本身的宗派主義情緒和極左態度，也沒能對布拉格宣言做出公允的評價和正確的反應。他們認為布拉格宣言是“社會民主黨的反革命詭計”和“資產階級的幫凶”。直到1934年秋天，皮克和烏布利希才得以反對這種狹溢的宗派主義觀點。共產國際七大以後，德國共產黨準備接受布拉格宣言的基本觀點，推動流亡執委會以宣言為基礎同共產黨共同進行反法西斯鬥爭和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但為時已晚，因為流亡執委會已經背棄了布拉格宣言。
布拉格宣言在廣大社會民主黨黨員中間也引起了不同反應。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對宣言表示歡迎，其中有不少人由於積極傳遞和散發宣言而被捕。但是，由於宣言在如何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改善同共產黨的關係和實現工人階級統一等問題上隻限於一般號召，沒有提出具體設想，所以也令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感到失望。例如一個邊境秘書處在1934年4月給流亡執委會的報告中寫道：“難道現在還不到從我們這方麵說明哪些是直接目標和誰是我們在鬥爭中最歡迎的人的時候嗎？現在我們要的不是宣言，而是明確的口號。”另一份報告中說：“同誌們在渴望著關於目前策略的方針。”蘇黎世、盧森堡、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等地的社會民主黨左翼流亡組織甚至拒絕接受布拉格宣言，因為他們認為宣言是由舊的改良主義的領袖發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