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在北海-波羅的海模式中，工黨（社會民主黨）憑藉嚴密的黨團組織係統和對競選優先原則的確認，議會黨團實際上主宰著中央委員會。議會黨團不但不受黨代會及其產生機構的嚴格約束，反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黨代會決議的擬定和通過以及中央委員會的職能和人員組成。在野時，中央委員會有時尚能同議會黨團就有關問題進行“平等磋商”，執政時，議會黨團及其產生的內閣便擁有絕對的權威。這方麵的極端例子要算1981年以前的英國工黨，工黨領袖幹脆就由議會黨團選出，執政時成為當然首相，有權任命所有內閣成員，在野時組建“影子內閣”，確定分工人選，最高黨務機構工黨年會反而類似於一個谘詢機構了。1981年工黨特別大會通過由選舉團選舉產生工黨領袖的決定之後，議會黨團的部分權力有所削弱，但未能根本動搖其主宰地位。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則明確規定，黨的執委會主席和議會黨團主席必須由一人擔任，候選人必須具有長期的黨的工作特別是議會黨團工作的經驗，以保持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由於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在現代瑞典50餘年的曆史中幾乎就是一黨執政，黨的工作大多圍繞施政而展開，黨的權力結構自然也就以議會黨團及其內閣為中心了。挪威和丹麥也有類似情況，隻是程度稍遜而已。
內陸模式各政黨與此相反，議會黨團隻是黨的一個部門（盡管是最重要的部門），受中央委員會領導。中央委員會由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執行代表大會的決議，授權管理黨的財政，決定黨報的傾向，實施黨的政治決定，並推選黨的主席和副主席。在內陸模式正式形成以前，德、奧、瑞（士）三國社會民主黨的原議會黨團在黨內的權力一度很小，瑞士社會黨甚至不承認它是黨的一個正式組織，隻是隨著50年代新黨綱的製訂，參政執政意識空前高漲，議會黨團的地位和作用才日益提高。但迄至今日，議會黨團仍沒有取得對黨的絕對權威，它所擁有的相對獨立性，也必須在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所規定的範圍之內。在內陸模式各黨中，中央委員會和議會黨團的觀點和主張有時會出現一些矛盾，前者往往比後者激進，議會黨團所集中的一般都是黨內的右翼人物。黨的主席起著協調和平衡作用。這種狀況實際上反映了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之間始終存在的時劇時緩的背離現象。
地中海模式比較複雜。理論上同內陸模式一樣，各黨都強調黨的代表大會及其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擁有絕對的權威，但由於黨內派別鬥爭十分嚴重，地方黨組織的獨立性較大，黨的中央機關對全黨的控製力事實上很弱，遠遠比不上內陸模式。由於自身的軟弱性所限，黨務領導機關和政務領導機關在中央一級事實上是合二為一的：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委員會及其執行委員會；中央委員特別是執行委員作為本黨候選人參加議會大選，當選議員組成議會黨團；執行委員會行使領導職能，同時又是影子內閣的組織形式，執政時則組成政府內閣。在強大的地方黨組織中，各級領導人同時擔任市（鎮、村）長的比例很高，他們在黨內擁有很大的權力，但對黨務往往並不關心，而是熱衷於利益和地位，致使宗族關係和裙帶關係盛行，嚴重影響了黨的實力。因此，在地中海模式各黨中，真正的權威既不來源於中央委員會，更不取決於議會黨團，而是由相互競爭的派別領導人和獨立性很強的地方黨部所決定的。黨務領導和政務領導的關係缺乏穩定性，個人因素和偶然因素在其中起著很大的作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大選上台後，岡薩雷斯為了保持自己國民代表的形象，屢次強調黨和政府彼此不受約束，也互不介入對方的工作就是黨務和政務難以協調的一個表現。密特朗作為國家總統，隻得辭去法國社會黨總書記的職務，並在很多方麵被迫違背黨的政策和自己以前的原則，其中的尷尬亦複如此。
黨同利益團體特別是同工會的關係構成了歐洲民主社會主義諸模式組織特點的第三個方麵。社會民主黨是作為工人政黨產生並投身政治舞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甚至“隻不過是工會在議會中的工具，它的實際活動被局限在解決工會問題的範圍內……”每一個社會民主黨都有一個或數個與之聯係密切的工會。隨著社會民主黨向全民黨演變，它與工會的關係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疏遠，同時加強了同其他利益集團，如婦女協會、青年組織、老年俱樂部等的聯係，在自己周圍建立起一個廣泛的利益集團體係，以擴大選民基礎，增強選舉力量。
建立這種聯係的卓有成效，當首推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正如威廉·E·佩特森等在《當代西歐社會民主黨》中所分析的那樣：“工黨最顯著的特點是：它是一個工會政黨即在曆史上和組織上存在著政黨和工會主義之間高度正式的相互聯係。這種聯合有七個特征：該黨是在1899年職工大會上動議產生的；其在初期的存在，歸功於工會的支持。從它一貫的曆史上著，該黨絕大多數黨員原是工會會員。在結構上，各個工會從地方到全國參加各級工黨。工會在工黨最高決策權力機構的每年年會上，以及在工黨的執行和管理機構全國執行委員會的選舉上，擁有正式的多數。各個工會提議若幹工黨候選人，因此保證一批工會提議的下院議員為議會黨團的一部分。在財政方麵，工會通過接納會員，提議候選人和競選捐獻，成為該黨資金的主要捐助者，最後，工會會員們對該黨選舉的支持，提供了牢固的基礎。”英國學者劉易斯·明金和帕特裏克·賽德70年代中期寫下的關於英國工黨的這段話可以說是對工黨型民主社會主義中黨與工會關係最詳盡的表述。除了程度有異之外，這種情形亦完全可以推及斯堪的納維亞。所不同的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黨（社會民主黨）同工會的關係雖不及英國密切，其組織率卻並不比後者低。它所憑依的除了工會以外，還有婦女聯盟、青年團、宗教協會、教育協會等等，甚至還有自己的兒童團。工會是工黨（社會民主黨）的重要支柱和組成部分，同樣，工黨（社會民主黨）亦是工會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在北海-波羅的海國家中，談及工會則必然談及工黨（社會民主黨），其他政黨很少獲得工會的支持。
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工會對政黨的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歐洲大陸上的任何工會，即便是德國的工會也望塵莫及”。的確，在內陸模式中，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同工會運動的聯係也不能說不廣泛，但由於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思辨色彩同工會行動的實用主義無法達成一種永恒的和諧，兩者還不可能像北海-波羅的海國家那樣合二為一。盡管它們的思想傾向和領導人方麵都存在著木同層次的交叉和重疊，但黨和工會在組織上是相互獨立的，兩者是夥伴關係，而不是隸屬關係。黨同其他利益團體的關係也是這樣，利益集團在形式上都超越黨派而存在，社會民主黨也不接納集體黨員，但兩者之間的滲透和依存卻是顯而易見的。此外，盡管內陸國家最大的工會一般都與社會民主黨相聯係，但基督教工會同基督教政黨之間，自由主義工會同自由黨之間，都有著類似的聯係。這一點與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相對統一的工會組織明顯不同，倒是仿佛同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有相當的一致之處。
在地中海國家，工會組織在思想傾向上往往一分為三：一為共產黨工會，二為保守黨工會，三為社會黨工會，而社會黨工會在其中力量最小。這除了受客觀條件的製約外，地中海各國社會黨由於重建時間短，在主觀上傾向於“把寶完全押在政權這張牌上，把奪取政權視為中心，而對其他方麵，諸如在工人中發展力量的積極性居於次要地位”，也不能說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在工業化程度相對較高、工會運動相對開展的法國，“在工會中力量薄弱”都被視為社會黨的重要特點之一何況其他國家。法國社會黨領導人利奧內爾·若斯潘在談到本黨的組織特點時，曾由衷地指出，盡管法國社會黨做出了種種努力，力圖擴大自己與領薪階層的聯係，擁有更多的工人黨員，但要“從組織上與一個統一的工會運動聯係在一起，那麼，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在法國是不可能的”，“法國工會的分裂狀況及其有限的人數，加之工會與社會黨之間沒有組織上的聯係，這些都使我們不可能成為德國式或瑞典式的社會民主黨人”言下之意，同英國式的社會民主黨人更是沒有可比性。密特朗曾對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社會黨各自同工會的關係作過比較性分析，他說：“英國職工大會決定工黨的方向，德國工會聯合會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戰鬥基礎，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尤其是初期，雖然從工會會員中吸收黨員，卻不得不在工會聯合會之外生存並與之平行發展。”鑒於三黨在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中的代表性地位，以上分析也可以看作是對各模式黨與工會關係的一般性概括。至於同其他利益集團的關係，地中海各國由於長期相對獨裁和專製的政治環境而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的利益集團體係，而社會關係中明顯的極化現象又使社會的組織程度很低，社會黨同其他黨派一樣，除了工會以外，事實上並不存在其他固定的組織聯係。所以，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所憑依的隻是迎合群眾的政治口號和符合現實的政策綱領，而不是強大的組織後盾，其成功和失敗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四、黨際關係特點
由於民主社會主義自稱是介於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種選擇，身處多黨政治環境的社會民主黨必然要同主張共產主義選擇的左翼政黨（共產黨）和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右翼政黨（保守黨）發生關係。不同模式的社會民主黨由於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政黨結構而在這方麵所形成的不同特點，便構成了下文即將討論的主要內容。對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同其他黨派，如極左的激進組織、極右的新法西斯組織以及人權運動組織、和平主義組織、環境保護組織的關係，不作重點討論，隻是在必要的時候附帶提及。
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從產生之日起從未受到過來自共產黨的威脅，共產黨的力量一直很小。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密切的黨團聯係。由於工會、合作社以及種種聯誼社同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緊密結合，共產黨很難在這些國家獲得發展。在地中海國家，情況便大不一樣。就是在內陸國家，由於工會運動的相對獨立，共產黨的影響亦可以在一定情況下（如戰爭時期、危機年代）有相當的發展。西方學者也承認，“在反對共產主義取得很大成功時，組織比學說更為重要”。在北海-波羅的海國家（芬蘭和丹麥除外），工黨（社會民主黨）幾乎是一出現於社會舞台便作為同保守黨相對的一極，相互競進妥協，彼此爭權奪利。因而，它不可能同保守黨結盟（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情勢以夕卜），而隻能與之交替執政，輪流組閣，對比自己力量小得太多的共產黨則態度冷淡。英國工黨對英共發出的合作呼聲幹脆拒絕。斯堪的納維亞社會民主黨人雖然同共產黨結成了“社會主義政黨集團”，以便同幾個保守黨派組成的“非社會主義政黨集團”相對抗，但同共產黨並不是平等合作，而是把它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在工黨（社會民主黨）內閣中也沒有共產黨代表。這種合作關係得以存在，是與斯堪的納維亞共產黨的思想主張日益溫和分不開的：它們與其說作為獨立黨派存在，還不如說更像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其主張有時候甚至還沒有英國工黨的左翼激進。
芬蘭和愛爾蘭是兩個例外。芬蘭社會民主黨（原名芬蘭工黨）所麵臨的不但有強大的保守黨（稱“民族聯合黨”）和共產黨，它們的力量都比社會民主黨小不了多少，而且還有一個更為強大的農民聯盟。社會民主黨要想執政，就必須同他黨結盟。在芬蘭，各黨與其說是交替執政，不如說是交替聯合。這就決定了芬蘭社會民主黨除了同保守黨分庭抗禮之外，同其他政黨都必須實行聯盟政策。共產黨的力量更是它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左翼盟友。在這種情況下，芬蘭社民黨的政策主張便顯得比其他北海-波羅的海夥伴更加激進，“更加社會主義”，在很多方麵類似於法、意、葡等地中海社會黨了。愛爾蘭工黨生存於兩個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共和黨和統一黨）的夾縫之中，議會力量從未突破15%，若要參與執政，就得追隨某一個大黨，與之組成聯合政府。這顯然隻是力量的選擇，而不是思想的認同。事實上，工黨參與執政主要是靠與議會第二大黨統一黨長期結盟，從而形成同共和黨交替執政的局麵。在這種情況下，工黨成為一個思想溫和、毫無特色的小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愛爾蘭共產黨的力量很小，既不能對工黨構成威脅，也不能使工黨增強力量，因而工黨同共產黨基本上處於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
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對共產黨也是采取排斥態度，但由於共產黨的力量一度強大，共產主義思想作為一種曆史遺產滲透到戰後社會主義運動之中，社會民主黨內也時而出現同共產黨進行有條件合作的傾向。內陸模式正式形成的50年代，正是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為維護民族獨立、謀求民族發展而推行聯盟政治並使之日益走向成熟的時代，同時也處於西歐各國在馬歇爾計劃衝擊之下從政府和議會中排擠共產黨之後，反共浪潮空前高漲，德國政府甚至一度宣布共產黨為非法，這不能不影響社會民主黨人的盟友選擇傾向。共產黨作為左翼力量的代表已經不複存在了，在改良主義新綱領指導下的社會民主黨隻得把結盟的目標轉向了保守黨。因此，在德國和奧地利，都出現了社會民主黨同保守黨這兩個最大的議會政黨聯合執政的所謂“大聯合政府”現象。在瑞士，更是四個大黨，比例分攤，共同執政，長期不變。所以說，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雖然思想溫和，綱領主張同保守黨大同小異，但在表麵的政治活動中卻是與保守黨相對立而存在的；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盡管理論上頗有特色，宣稱要保持社會民主黨的獨特政治形象，行動上卻與保守黨異曲同調，雙簧和聲。難怪內陸模式要被人們視為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同行動相背離的典型了。
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以其積極主張“左翼聯盟”而著稱。由於共產黨力量在這些國家一直十分強大，社會黨要想成為左翼的代表，是無法繞過共產黨的，它不但不能忽略這股力量，而且如何處理同共產黨的關係事關黨的成敗興衰。社會關係呈極化發展的地中海各國沒有聯盟政治的傳統，而社會黨人相對激進的價值取向又排除了它同保守黨結盟的可能性。於是，左翼合作成為社會黨的必然選擇，同時也構成了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鮮明特色。法、意、西、葡、希五國社會黨在1976年1月舉行的巴黎會議上，一致承認了同共產黨合作的適宜性，從而在這一問題上表明了他們與中歐和西北歐社會民主黨人不同的立場。根據俄國學者C·C·薩雷切夫的分析，承認同共產黨合作，顯然就為社會黨人從左邊找到同盟者提供了可能性，也會使社會黨本身產生向左轉的某種願望；相反，對這種合作的拒絕，給他們留下的隻是同資產階級右翼政黨結盟的前景，尋求來自黨的右邊的支持，其本身的政治方針也會不斷向右傾斜。地中海各國社會黨的理論特征及其執政前後的變化，恰好證明了這一分析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特別是把它同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進行對比，尤其具有說服力。
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同保守黨是勢不兩立的。盡管它在現實政治活動中不可能不同保守黨合作（如法國的“共處”、意大利的“五黨聯合政府”等），但合作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成為左翼代表，而不是右翼“俘囚”。民主社會主義同保守黨的關係在內陸模式是公開的組織合作，在北海-波羅的海模式是隱約的思想契合，在地中海模式則至多隻是暫時的力量組合。這部分是由於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麵臨著強大的共產主義運動，社會黨的成功不能像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那樣依靠共產黨的弱小和衰落，而隻能憑藉共產黨的強大，同它進行有效的左翼聯盟，共同反對保守黨的政府和政策，然後再利用人們對共產黨一旦執政是否還能保持西方民主製度的疑慮，獨占左翼聯盟的成果，排擠共產黨，在政治舞台上以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左翼代表發揮自己的作用。
簡而言之，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在黨際關係方麵的特點可以概括為兩句話：發展與共產黨的關係，地中海模式最積極，內陸模式偶而為之，北海-波羅的海模式最冷淡；達成與保守黨的妥協，內陸模式相對固定，北海-波羅的海模式神合而貌離，地中海模式最少作為。
§§第三章 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意識與理論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