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附錄一
為什麼要讀佛經
套用一句佛經中的用語，“承佛威神”，我完成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注解。在注解過程中，梳理了我以往的認識，自覺對佛教的理解更進一步，因此甚感喜悅。但意猶未盡，故撰此文，與各位方家、各位讀者，探討一下讀佛經的問題。
為什麼要讀佛經？我想分幾個方麵來說。
首先是對佛教的信眾來說。佛教的信徒，要讀佛經，好像不成其為問題，其實不然。讀佛經的問題，不特現在，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就一直是傳布方麵一個頗感困擾的問題。原因大概是在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擅長形象思維，而佛經，特別是說理的經論，則是適合擅長邏輯思辨的印度民族的，因此，傳到中國有些水土不服。玄奘法師自天竺取來佛經後，唐朝以國家力量為之支持，設立譯場，翻譯了以般若經係統為主的經典，創立了法相宗，為以後的漢文大藏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前世界上梵文、巴利文佛經大量流失、湮沒，漢文大藏經已成為相對最齊全的經藏；但在中國，法相宗還是很快就式微了，被教外別傳的禪宗與念佛往生的淨土宗所取代。
佛教有個很重要的概念：“方便說法”，就是說，對怎樣的受眾用怎樣的方式去說法。佛教認為第一義諦是無法言說的，所說的都隻能是方便說法，目的是要讓受眾樂意接受。從方便說法角度說，禪宗、淨土宗在中國比法相宗傳播更廣，也是合乎自然的事。然而在信眾中，也產生了一些誤解，把“不落言筌”誤解為不需讀經，把參禪頓悟誤解為整天一個人去苦思冥想。尤其對“禪宗是接引上上根器者”的說法的片麵理解，對六祖慧能事跡的斷章取義，更助長了讀經解義乃等而下之的觀念。當年，我讀《六祖壇經》第一個強烈印象，就是六祖並非像書本、口頭流傳的那樣反對讀經。他不識字，但五祖給他說《金剛經》，他聞“應無住相而生其心”而開悟。以後有人向他請教佛理，他讓人先讀經文，然後他如理進行解說。他對佛教的理解大大高出眾人，但他並沒有拋開佛經，自說一套。禪宗與其他佛教宗派的不同，隻是入門的路徑的不同，不是根本教義的不同。所謂密宗與顯宗的差別亦應作如是觀。所以當宗喀巴大師看到藏密修行者有以求神通為能的流弊，就引顯入密，建立藏密黃教。引顯入密，就是提倡讀佛教經典。但在今天的佛教信徒中，受過五戒、菩薩戒的居士，受過上師灌頂的密宗信徒，讀的也多是以講故事為主的佛經，像魯迅當年刻印的《百喻經》、《賢愚經》；如讀《心經》、《金剛經》等比較簡短的般若經係統的經典，也多是不求甚解，有的則像我過去那樣，實際是把《心經》、《金剛經》在當咒受持讀誦。誦讀《心經》有持咒之效，也是題中之義，如釋文所引《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序文講的故事，玄奘法師得自口授後，在往天竺途中，就是將之作咒持誦的；但僅作咒持，不解深義，幾近買櫝還珠，對有機會接觸到甚深教義的信眾，無疑是重大損失。《論語》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借用其義，隻讀佛經，執著於個別結論，不從整體上、從思想方法上去思考、把握，可能迷失方向；但如果相信憑自己的思考就可以深入到本質層麵、上升到極高的智慧，排斥讀經，則可能是很危險的。談甚深佛理的經論的確不那麼好讀好懂，但對信眾來說，不能畏難，尤其不能以上上根器自許，把談禪的機鋒、說玄的奇句，誤認為開悟，舍棄讀經，或隨意解經，流入狂禪、野狐禪，自欺欺人，自誤誤人。隻要虔誠地、虛心地去讀經，不妄信、不迷信，反複思考、詰問，是一定會有所得的。
但在當前中國，到寺廟裏去求神拜佛的可能不少，真正能稱上佛教信徒的其實不多。大多數中國人，並不排斥佛教，就像他們也並不排斥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樣，然而他們不是這些教的教徒。這可能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可能與中國曆史上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國家政權有關。好處是中國人對各種宗教的並存抱寬容態度，中國曆史上從未發生過以宗教名義發動的（一教對另一教）戰爭。缺點是中國人似乎缺乏宗教情緒。我說“似乎”，是因為我這些年通過從撰寫《還吾莊子》、《還吾老子》著手的對中華文明的研究，覺得所謂缺乏宗教情緒，可能不是中國人的缺點，恰恰是中國人的優點。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一書中，把以基督教精神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概括為“拯救”，把中國的文化精神概括為“逍遙”，認為“拯救”的價值高於“逍遙”。當初讀時，雖然我覺得他把中國的文化精神概括為“逍遙”未必恰當，把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精神概括為“逍遙”也未必恰當，但“拯救”高於“逍遙”的價值定位我是認可的。但在今天看來，“拯救”高於“逍遙”，恐怕也未必。人的向善的行為，要基於一種對神的權威的敬畏（“原罪”觀念就是表達人與神的不平等，人對神的敬畏、臣服），這是西方製造哲學導致的理念。而你以使徒的熱忱對他人行拯救時，你在意識中就與神合一了，就是神的意誌的體現，就高人一等了。拯救往往是強加於人的，當這種拯救發生錯誤（曆史上的宗教戰爭都以拯救世界、拯救異教徒為名義，宗教狂熱分子也會以拯救其靈魂，作為消滅其肉體的理由），那是相當可怕的。而中國人的觀念，向善出於人的本性的要求，是合於自然之道的，而作惡是反自然的。所以作惡是迷（迷失本性）的結果，向善是覺悟（猶如從噩夢中醒來）的結果，是向本性的回歸，皈依佛就是回歸眾生的本性。因此，偶像崇拜在西方宗教概念中是第一要素，在東方宗教中卻是一個要甄別、要消解的觀念。《金剛經》從破我執向破法執過渡，一上來就破菩薩的“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就從理論上破除了偶像崇拜。以偶像崇拜為標誌的宗教情緒，中國人比較淡薄，恰恰是符合佛教精神、道家精神的，因此，佛教會在中國生根開花，是有深厚的受眾心理基礎的。
所以，中國人多數把佛教不是作為一種出世的宗教，而是作為一種人生的大智慧來看待，其實是正符合佛教精神的。所以，慧能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在中國能深入人心，深得人心；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與之異曲而同工。但正因為如此，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想在中華民族振興的事業中有所作為、有所貢獻的有誌之士、有識之士，就需要對佛教精神、佛教哲學、佛教理念、佛教的思維方式，有比較明晰、比較深入、比較通達的了解。既然佛教精神滲透於中華民族精神之中，那麼了解佛教精神，就不啻是了解一種宗教理念，而是為了更深的了解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曆史最長的民族，要在當今世界重振雄風，如果不對民族曆史認真總結、對民族精神加深認識，是辦不到的。而要了解佛教，不認真的讀佛經是不行的。
一般隻想獨善其身，隻想解決人生的困惑，或尋求比較可靠、比較堅實的價值觀的，也應該讀讀佛經。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情感方式是容易親近、接受佛教，幾千年來，佛教精神也積澱在中國人的人格深層，這是中國人接受這種甚深智慧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古人有言：“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現在的市麵上，是道法難行，招術泛濫，而不願醉生夢死、得過且過的人，總要探求人生的真諦，與其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讀那些教你那個招、這個術的書上，還不如去讀點佛經。有個笑話說，有人看見一條廣告，說寄十美元去，就可以獲得一條迅速致富的秘訣。那人寄錢去了，結果收到一封信，內有一張紙條，上寫：“就按我這辦法做。”現在很多教人生活招術、技巧的書，含金量可能比那張紙條還不如。而且，這還不像買了一般的假冒偽劣商品，隻是花了些冤枉錢，而是像注射了不合格的藥品，可能會對身體造成重大傷害。若從那些書中接受了損人利己、投機取巧、見風使舵、不擇手段、弄權用勢的理念，可能坑你一輩子。
然而，佛經難懂，尤其是說理的佛教經論難懂，是不爭的事實。解決的辦法，當然隻有自己刻苦去讀，在讀經中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法。可以由淺入深，先從講故事的經入手，培養興趣；也可以先讀一些經的講記、佛教的輔導材料；或者幹脆憑一本佛教詞典去硬啃。在讀經過程中，交流、切磋是相當重要的。這就像在登山途中，看到前麵有折返的人，問一聲，離山頂還有多遠？回答說，不遠了，快到了，會給登山的人很多信心。如果把佛經的講記、注釋，讀經的心得都隻作給人繼續攀登信心的答言看，或作引玉之磚、登山之杖看，那麼，交流、切磋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同路者也應該相互幫助、相互鼓勵、相互聲援。正是出於這樣的目的，我想借此機會，談談般若智慧對人生的啟示、指導意義。盡管我在注解中已經援引一些自己的經驗、心得作為佐證，然而，考慮到經文注解的純粹性，我個人經驗、心得的局限性，所以我是說得很節製的，猶恐以千慮一得框住、誤導了讀者。經文所說的是了義，是第一義諦、勝義諦，而我的心得、體會即使很正確，也至多是非了義、世俗諦，不能將此混為一談。另撰此文，言明是管窺之見，而且隻是在世俗生活中怎麼向般若智慧有所借鑒，隻是智海拾貝，我就可以比較放心大膽地說了。我姑妄言之，你姑妄聽之。
我學習般若智慧第一個體會，就是人應該理性地生活。
理性地生活，好像要求不高，其實並非如此。我們常說，人是理性的動物。但按我的觀察，真正能習常按理性生活的人不多，而一個人，能按理性來安排自己生活的時間也不多。魯迅說過這樣的話，損人利己者尚可原諒，損人不利己的，就不可饒恕了。損人利己，這種不道德的行為，本質上是不理智的，因為他相信作惡的行為或許可以不受到懲罰。但相比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又是顯得有理性的，因為他在比較了損人的風險與利己的收益後，確認利己的收益要高於損人的成本。損人不利己，為了嫉妒而損人，為了顯擺自己而損人，為了損人而損人，就不可理喻，非理性，極愚蠢了。相信我們都能同意魯迅這一判斷，說明我們都承認理性的價值，即使作惡，也是理性的比非理性的好些。而在生活中，類似損人不利己的非理性行為又實在是太多了，說明我們的行為往往不是受理性指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