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讀書，窮極聖賢義理，誌量宏遠。嚐書數語於壁上，謂“置身萬物之表，俯視一切，則理自明，氣自壯，量自宏。凡死生禍福，皆所不計。”
又說：
此人體貌清瘦，目光炯炯射人，聲大而遠，說話如在甕中，而滔滔不絕於詞。
24歲那年，王鑫考中秀才，並轉拜羅澤南為師。羅澤南一見，便覺此人不一般，對之抱有很大的期許，希望他將來能光耀師門。而王鑫對羅澤南也崇拜得五體投地。曾對別人這樣評價自己的先生：
其學行才識，為當時所罕見。續千載之墜緒，辟吾道之榛蕪，倡明絕學，通達時務，誠為蒼生而出。
曾國藩與羅澤南關係頗睦，屬早年結交的鄉友之一。考慮到這一層，曾國藩不願與王鑫為敵，做事留有分寸。而這次曾、王分裂，固然是兩人利害之爭，但也是曾國藩與湖南省中大吏矛盾的繼續。它反映了駱秉璋急欲直接掌握一支部隊，不願在軍事上完全依靠曾國藩。事實上，在此之前，曾、駱在部隊調遣方麵就有過不止一次的衝突。田家鎮敗後，太平軍西上，駱令駐瀏陽之鄒壽璋營移防嶽州，但曾卻令鄒原地防守，不僅剝奪了駱對湘軍的指揮權，且幾次暗示駱的指揮昏庸，幾同兒戲!省中官吏對此不能不感到憤怒，長沙知府倉少平就致書曾，指責他的行為造成“號令紛歧”。駱自然更耿耿於懷，支持王鑫，使王感恩不已，不僅可以一微怨氣，更重要的是王從此隻能更依靠他，更聽他的指揮。
不言而喻，王鑫式的決裂如果連續發生，將對湘軍，特別是對曾國藩個人產生嚴重的影響。為防止其重演，曾國藩斷然割斷與王一切聯係，把他逐出教門；且在致自己的老師吳文鎔書中，對王大加攻擊，使吳不再調王鑫軍北援，失去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事實上，王也由於不能援鄂，省內又財政困難，不能不將所部三千四百人，減去一千。這樣，就對後來可能的效法者，起了警戒作用。同時，曾國藩更刻意講求籠絡和控製部屬之方，利用同鄉、師生、親朋等關係，結成以他為中心的集團，並對個別敢於步王後塵的人，給予打擊。
尊重、服從上級領導同謀求自身的獨立發展，這在各種不同的社會製度下都是不易妥善處理的重大問題，在專製製度下，情況更為棘手。曾國藩高出同時代人的卓識之一，是局麵做大時公開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對於鼓勵人才，曾國藩有一條很重要的體會：“人才尤應惜之，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這並不是說，曾國藩主張不分是非，倡導互相吹捧的庸俗氣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軍都必須嚴格。但在方法上則必須著眼於表揚和鼓勵，而在批評缺點錯誤的時候也必須注意選擇適當的場合，照顧對方的自尊。他的這些主張，同現代心理學有驚人的暗合之處。例如，馬斯洛就認為：“除了少數病態的人之外，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對於他們的穩定的、牢固不變的、通常較高的評價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種對於自尊、自重和來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個性心理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則是不斷追求優越，是人們行動的內驅力，它引導著個人和種族不斷進步。
曾國藩曾致信李鴻章：“昔麻衣道者論《易》雲：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羅澤南）、王璞山（王鑫）、李希庵、楊厚庵（楊載福）輩皆私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林翼）、駱（秉璋）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辟乾坤之誌，多在台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製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
自先秦荀子等人開始，就鼓勵後人超越前輩。不過，真正見諸行動，特別是軍事和政治領導者，卻曆來是鮮見的特立獨行。中國傳統文化中雖不乏尊重個人獨立人格的論述，那也不過是吉光片羽。專製製度下的上下關係以順從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為美德。曾國藩卻力倡“自立門戶”，“自辟乾坤”，把傳統文化中尊重個人的因素發揮盡致。為此，他甚至主張，寧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而能“遇事體察”者，不用“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的官氣十足之輩。這固然與他領導的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跌宕起伏，生死相尋，不能不充分發揮部屬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有關，也顯示了他罕見的胸懷。
對於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都體現了他的鼓勵下屬謀求發展的精神。李鴻章赴上海練淮軍，曾國藩說：“少荃去，我高枕無憂矣。惟此間少一臂助，奈何？”李鴻章再請，曾國藩不但欣然同意，還送上馬扶一程，令李鴻章終生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