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讀書,窮極聖賢義理,誌量宏遠。嚐書數語於壁上,謂“置身萬物之表,俯視一切,則理自明,氣自壯,量自宏。凡死生禍福,皆所不計。”
又說:
此人體貌清瘦,目光炯炯射人,聲大而遠,說話如在甕中,而滔滔不絕於詞。
24歲那年,王鑫考中秀才,並轉拜羅澤南為師。羅澤南一見,便覺此人不一般,對之抱有很大的期許,希望他將來能光耀師門。而王鑫對羅澤南也崇拜得五體投地。曾對別人這樣評價自己的先生:
其學行才識,為當時所罕見。續千載之墜緒,辟吾道之榛蕪,倡明絕學,通達時務,誠為蒼生而出。
曾國藩與羅澤南關係頗睦,屬早年結交的鄉友之一。考慮到這一層,曾國藩不願與王鑫為敵,做事留有分寸。而這次曾、王分裂,固然是兩人利害之爭,但也是曾國藩與湖南省中大吏矛盾的繼續。它反映了駱秉璋急欲直接掌握一支部隊,不願在軍事上完全依靠曾國藩。事實上,在此之前,曾、駱在部隊調遣方麵就有過不止一次的衝突。田家鎮敗後,太平軍西上,駱令駐瀏陽之鄒壽璋營移防嶽州,但曾卻令鄒原地防守,不僅剝奪了駱對湘軍的指揮權,且幾次暗示駱的指揮昏庸,幾同兒戲!省中官吏對此不能不感到憤怒,長沙知府倉少平就致書曾,指責他的行為造成“號令紛歧”。駱自然更耿耿於懷,支持王鑫,使王感恩不已,不僅可以一微怨氣,更重要的是王從此隻能更依靠他,更聽他的指揮。
不言而喻,王鑫式的決裂如果連續發生,將對湘軍,特別是對曾國藩個人產生嚴重的影響。為防止其重演,曾國藩斷然割斷與王一切聯係,把他逐出教門;且在致自己的老師吳文鎔書中,對王大加攻擊,使吳不再調王鑫軍北援,失去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事實上,王也由於不能援鄂,省內又財政困難,不能不將所部三千四百人,減去一千。這樣,就對後來可能的效法者,起了警戒作用。同時,曾國藩更刻意講求籠絡和控製部屬之方,利用同鄉、師生、親朋等關係,結成以他為中心的集團,並對個別敢於步王後塵的人,給予打擊。
尊重、服從上級領導同謀求自身的獨立發展,這在各種不同的社會製度下都是不易妥善處理的重大問題,在專製製度下,情況更為棘手。曾國藩高出同時代人的卓識之一,是局麵做大時公開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對於鼓勵人才,曾國藩有一條很重要的體會:“人才尤應惜之,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這並不是說,曾國藩主張不分是非,倡導互相吹捧的庸俗氣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軍都必須嚴格。但在方法上則必須著眼於表揚和鼓勵,而在批評缺點錯誤的時候也必須注意選擇適當的場合,照顧對方的自尊。他的這些主張,同現代心理學有驚人的暗合之處。例如,馬斯洛就認為:“除了少數病態的人之外,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對於他們的穩定的、牢固不變的、通常較高的評價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種對於自尊、自重和來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個性心理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則是不斷追求優越,是人們行動的內驅力,它引導著個人和種族不斷進步。
曾國藩曾致信李鴻章:“昔麻衣道者論《易》雲: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羅澤南)、王璞山(王鑫)、李希庵、楊厚庵(楊載福)輩皆私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林翼)、駱(秉璋)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辟乾坤之誌,多在台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製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
自先秦荀子等人開始,就鼓勵後人超越前輩。不過,真正見諸行動,特別是軍事和政治領導者,卻曆來是鮮見的特立獨行。中國傳統文化中雖不乏尊重個人獨立人格的論述,那也不過是吉光片羽。專製製度下的上下關係以順從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為美德。曾國藩卻力倡“自立門戶”,“自辟乾坤”,把傳統文化中尊重個人的因素發揮盡致。為此,他甚至主張,寧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而能“遇事體察”者,不用“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的官氣十足之輩。這固然與他領導的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跌宕起伏,生死相尋,不能不充分發揮部屬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有關,也顯示了他罕見的胸懷。
對於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都體現了他的鼓勵下屬謀求發展的精神。李鴻章赴上海練淮軍,曾國藩說:“少荃去,我高枕無憂矣。惟此間少一臂助,奈何?”李鴻章再請,曾國藩不但欣然同意,還送上馬扶一程,令李鴻章終生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