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家書》中，這位湘軍總頭領也多次盛讚李元度，這從他寫給曾國荃的信中便可見一斑。
正月十一日信中說：
李次青的才學實不可及，我在外數年，隻有麵對他感到慚愧，弟可常與他通信，一方麵略表我的歉疚，一方麵遇事可以請益。
曾國藩在江西時因受太平軍的圍攻，時刻都有被捉拿的危險。又身處異地作戰，所需餉項均仰仗當地長官，可以說，這是他最困難的時期。幸而有李元度獨領一軍，四麵迎戰，稍解倒懸之危。江西巡撫就曾上疏稱讚李元度“以三千被饑之卒，當悍賊數歹，自有戰爭，未之前聞”。曾國藩也說：“次青以一軍守兩處之城，均得保全，勳名大著。前日浙撫以救浙之功，保次青以道員歸於江西，請旨簡放。此次守玉山，餘亦當優保之。次青久屈得伸矣。”
在《曾國藩家書》中，還能看到李元度為曾國藩處理章奏文書所起的作用。曾國藩說自己往年用心太過，累年衰耗，又加上肝氣憂鬱，目光昏花。“近日得到次青、意城、仙屏三人相助料理：凡公文信件，我心中所要做的，三人筆下都能表達得十分清楚，才感到有些舒暢了。但是，意城有送到玉山即歸的約定，目前也表明歸誌。次青也想回鄉探母，我與仙屏兩人無力一一辦理一切，弟克城後回家住上兩個月，趕快來軍營幫辦一切，替換次青得以回家省親。那，樣兄這裏的事，還可判決如流水。”
後來，由於曾國荃與李元度的兒女年齡相差懸殊，故終未結成親家。但在曾國藩病逝數年之後，可能是因為他在世時已同李元度相約為姻親的緣故，曾紀澤的侄子、曾紀鴻的四子曾廣銓卻與李元度的女兒結成了百年之好，至此，才子卻了曾國藩在世時曾、李兩家聯姻的夙願。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善於聽人之言，博采眾長，以為己用，他的心胸是寬廣的。一他見李元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三次失敗的原因，也頗覺歎服。於是他接著說：“次青的話句句在理。望吾將士共當戒之。”
知人曉事最重要
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我們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吾輩所慎之又慎者，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處。
——曾國藩
一個人走向高位，便要擔當大事，成就一番事業。但高處不勝寒，越往上前行，遇到的阻力越大，也隨時有跌倒的可能。曾國藩很欣賞王安石的“三不畏”精神，更是把王的《遊褒禪山記》銘誦在心。曾國藩還認為，登上高位的人若想免於跌倒，知人曉事最為重要。
曾國藩十分注意舉薦人才，首先他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並說：善於審視國運的人，“觀賢者在位，則上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觀察軍事也應如此。他將人才問題提到了關係國家興衰的高度，把選拔、培養人才作為挽救晚清王朝統治危機的重要措施。
曾國藩認為，導致晚清社會危機的原因，主要在於吏治的敗壞，而吏治的敗壞，又是由於人才的缺乏；1851年他在給友人胡大任的信中說：“二千裏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嚐不是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複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已非一朝一夕。”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把治軍與吏治並重，說：“細察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因此，曾國藩在戰爭期間，每控製一個地區就治理一個地區，整頓吏治，恢複地方政權，力求把它建設成一個新的基地。1860年，他在給左宗棠的信中，希望左能夠選擇賢才，一同前來，“安危得失均係於此。”他還舉例說，湖北省城三次克複後，地方凋敝，與今日安慶相同，但因胡林翼羅致人才，多方培養，不數年間吏治漸振。
麵對內憂外患，曾國藩說：“非得忍辱負重之器數十人，恐難挽回時局也。”而這些人才從何處得來呢？他認為，“世人聰明才力，不甚相懸，此暗則彼明，此長則彼短，在用人者審量其宜而已。山不能為大匠別生奇木，天亦不能為賢主更出異人”，而“大約上等賢哲當以無緣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所以，人才之有無全靠當權者之發現、培養及使用得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