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劉鈞所知，早在唐代時，因為地方藩鎮割據，和中央朝廷之間關係特別，出於需要，藩鎮便在京師設立進奏院，用以與朝廷聯係，以及收集打探朝廷的消息。後來進奏院還多了一個職責，負責藩鎮和京師之間的銅錢彙兌，這也是飛錢的開始。
每一樣東西的興起，都有其需要。
如今京師突然出現許多地方駐京辦事處，也一樣是因為有這個需要。自從大漢建立後，朝廷就定下了完全不同於明朝的稅製。
大明的稅製是把所有的稅權收歸中原，地方的收入全都先歸入中央財政，然後再拔款給地方。
以往在明朝時，稅賦隻是中央朝廷的正稅。地方官吏在為朝廷征稅之時，會在正稅之後加征火耗、羨餘，甚至另外還有地方的征派，這些其實都是地方財政收入。
因此，中央和地方是兩套財政製度，各管各的。平時地方上的主要開支，都是地方官府自己收取，隻有一些大的項目，才是國家拔款。
但是現在不同了，大漢朝廷征稅之時，所有的款項中已經包含了正稅和附加附，正稅就是國稅，附加稅就是地稅。可這稅是一起征收的，征收後還要先入國庫。
地方用錢，得先做出財政預算，然後報朝廷審批，通過之後再拔下去，這錢下去後，還會有專門部門盯著，到了年底，還得再做一個報告，把錢花哪去了報告清楚，預算是超支還是剩餘，種種都得一清二楚。
在這種財政製度下，地方沒有自己的財權，錢款全靠中央拔款。而想要拿到錢，又得預算由中央衙門通過，通過後，要拿錢，也得從中央拔款。
總之，地方官府的工作流程也全變了，一切都得依賴中央。
審批預算，請拔款項，財政報告等等，為了早點批下預算，或者早點拿到錢，各省幹脆就派了官吏長駐京師，專門與京師各部衙打交道，跑關係。
這些在京跑部衙的各省官吏，也得有落腳之地，也不能長期住客棧酒店，那樣既費錢還不方便。
因此，最後他們便陸續幹脆在京自己花錢租樓或者買房或者蓋樓，打著會館的名義建起了駐京辦事處。
如今的那些什麼江西會館、山西會館等等，都是駐京辦。會館既用做駐京辦事處，也還兼作接待入京的地方官員，以及還用做接待本省商人、士子在京食宿之用。既能賺點銀子，還能聯絡下感情。
眼下各省在京都有了會館，甚至一些有錢的地方府衙，也都開始在京辦起了會館，如揚州會館等。
劉鈞對於現在朝廷出現的這些駐京辦事處，有種很熟悉的感覺，也一下子摸清了這些會館出現的原因。
他知道這是因為地方沒有財權，財政大權都握在中央的緣故。但他又不肯把這個財權直接放給地方，如果地方征收的地稅直接截留在地方，雖然中間免了一堆中間環節，可朝廷對此也就越發難以監管了。
現在這個流程，雖然麻煩了一些，但有了預算和審核製度，地方上要花錢，就得會做好預算，把每一筆財要怎麼花，都清楚的報告給中央審批。就算是拿到了錢，可最後這些錢怎麼花的，花到哪去了，同樣還要經過朝廷審核，甚至在使用過程中，還得接受監督。
劉鈞寧願麻煩一點，也要監管的嚴格一點。
“東廠和錦衣衛一起，針對這些會館做個仔細調查，然後報告上來。不管是省會館還是府會館縣會館，都得幹淨，絕不允許有貪汙腐化的問題，更不許這些地方會館和地方官員，跟京師各部衙搞權錢交易，搞行賄受賄。”
“都查仔細點，深入一點。”
劉鈞記得很清楚後世的駐京辦，許多最終都暴露出來許多嚴重的違法違紀問題，特別是那一句‘跑部前進’的話，更是令他印象深刻。
現在各地駐京辦已經雨後春筍一樣的開起來了，劉鈞必須得防微杜漸，把極可能出現的不好苗頭早早掐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