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僅如此，京師舊城改造，街區坊鋪更整齊了，朝廷也賺錢了。在這改造過程中，拆房子建房子，這需要的各種磚、石、沙、木等等，也刺激了需求，商賈百姓也都賺了一筆。”
傅山也道，“城區改造，工程極大，用工極多，許多京畿百姓也得以在閑時過來做工，賺上一筆工錢。”
“改造時商賈承包工程，改造完後商賈百姓租憑購買商鋪房屋，這過程中，朝廷可是都有收稅，每流轉一個環節，朝廷都能收一筆稅，整個工程，朝廷收稅不少。”
劉永升也指出了一個重要的地方。
大漢的稅收，除了對那些小經營主實行的是定稅包稅外，其餘的基本上都是按稅率納稅。在大明的時代，商稅基本上是包稅定稅，官員收的稅多不會得到獎勵，反而會被稱為是盤剝商民。
而大漢的稅收，卻是市場商業活動越繁榮，收到的稅就越多。
劉鈞一路漫步街道，四處打量，不時還問問價，買一兩件商品。
對於眾臣所說的這些，他比所有人都明白，這不是什麼很稀奇的事情。在後世，城市經營是每個地方官員都懂得的。
當然，這也得有環境依托。若沒有個安穩的環境，想搞城市經營也難。
大漢開國，萬象更新，許多舊的弊端自然也就除去。舊的利益網被打破，也使得許多新製得以實行，許多新的事物能夠生存。
尤其是銀元券和銀銅幣的出現，使得商業繁榮有了基礎，銀元券使得貨幣流通量大大的增加，交易當然更加方便，商業也就越發的繁榮。
銀行的出現，特別是其吸收百姓手裏的零散銀錢存儲，然後再放出去給商人們借貸，更幫助他們把生意做的更強。
新朝吏治的刷新，對商業的支持態度，都在促進著商業的繁榮。
當諸多條件集合在一起，終於使得大漢的商業市場在此時完成了一個質和量的突破，形成了如今這種繁華無比的景象。
繁華的工商業，又增加了國家稅收，反過來增強了國家實力。
這般繁榮的景象，朝廷的舊城改造工程，當然就能如此順利了。朝廷拿國家的稅收用市場法則來做這個工程，如同生意一樣經營，朝廷沒有搞征發百姓做無償的役夫，也沒有讓地方提供各種材料物資，而是用從百姓商賈手裏收到的稅收，拿這些錢，向商人招標，從中標者的商人手裏采購各種物資。
拿錢安置舊城區裏的居民，補償那些商家。
拿錢雇傭百姓做工，發給工錢。
在這些環節裏，沒有強迫，都是遵守著市場經濟法則，公平合作。
改造項目完成，原來低矮髒亂的那些舊城區，就如一件翻新的家具一樣，一下子升值數倍。朝廷通過增值的商鋪、房屋出售，回籠資金，扣除各項投入成本，還大賺了一筆。
在別人也許覺得這整個過程十分的神奇，也有違曆朝以來官府的做事規矩。
但劉鈞覺得，其實事情並不麻煩，治理一個國家，有時把他當成經營一家公司就可以，兩者之間，許多地方是相通的。
如果朝廷換個傳統的方式來做這個舊城改造，強製舊城區百姓搬遷，免費征召百姓無償做工服役。
表麵看起來不用多少銀錢投入，可在這過程裏，卻要從各地征發更多的百姓，效率低不說，還會引得百姓報怨。
當年朝廷修外城，結果最後隻修了一個南城就修不下去了，為何，就是他們做事的方法不對。
若按劉鈞舊城改造的辦法，不但四麵外城可以修起來，朝廷還能大賺一筆。
京師可是天下中樞，寸土寸金，如果建起城區，沿街修起商鋪，城內修起居居住宅樓，這價錢豈不噌噌的往上漲。
修好一麵，賺的錢立馬就能做為下一個城區建造的項目啟動資金了。
不過劉鈞在仔細的觀看了南外城的情況後，決定暫時不急著啟動東西北三麵外城的建造計劃。
南外城剛剛改造完，一下子新增了大量的商鋪、住宅，雖然很受歡迎，但也還沒有全消化完。如果這個時候朝廷啟動建造新城區計劃，那這些還空置的房產商鋪，隻怕一時間就不那麼好出手了。
按照市場經濟法則，劉鈞覺得還是先等等，等南城的市場飽和後，商人百姓們有了更多的需求時，再啟動下一個新外城區的建造也不遲。
總得有需求，才有市場嘛。